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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史‘志’”到“方‘志’”
2020年02月04日 10:04 來源:《東南學術》2019年第2期 作者:潘捷軍 字號

內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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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在中國史志發展史上,“史”與“志”歷來關系密切,同時又有重大區別。在我國當今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中,方志學仍屬于史學范疇。由于“作志必有所法《史記》《漢書》”歷來是史志界的共識,因而認真考察梳理方志從《史記》之“書”、《漢書》之“志”的初始融合狀態,再到方志基本定型后史、志逐步分立直至完善的全過程,即如何從史中之“志”發展為完整的“方志”形態,對史志學科建設特別是方志編修實踐具有重要理論和現實意義。

  關 鍵 詞:《史記》/《漢書》/史志關系/歷史分析

  作者簡介:潘捷軍,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志辦公室主任,浙江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地方志是中華民族特有的傳統文化形式。在當今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中,方志學始終屬于史學體系中的一個三級學科。而史志關系歷來也是史志學界關注的一個重大問題,同時似乎又是一個始終未理清的難題,正如有學者所言:“方志與歷史的關系最糾結?!雹倮?,僅《辭?!穼Α爸尽本陀袃煞N不同解釋:②一是“紀傳體史書的組成部分。自班固《漢書》改《史記》八書為十志,專記天文地理、陰陽五行以及政治經濟制度、藝文經籍等以來,為歷代紀傳體史書沿用并有所變化”。這顯然是側重于“史”的分析。二是“地理方域類史書書名,如一統志、通志(省志)、府志、縣志以及都邑志、山水志等”。這顯然是側重于“志”的另一種分析,但仍視其為“史書”。

  上述各有側重的解釋,既反映了二者不同的豐富內涵和外延范疇,同時又可見相互間的關聯程度。譚其驤曾指出:“自古至今,地方史和地方志這兩種著作一直是同時存在的,不能強求合并、統一為一種體裁?!雹劭梢?,二者不可簡單地“合二為一”,有時卻又難以截然“一分為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于:以往研究多側重于對方志多重來源的探析,而忽視對其發展脈絡的梳理。因此不僅要溯“源”,也要析“流”,即要力求梳理“志”與“史”從初始期的“合二為一”到其后逐漸“一分為二”的演變過程,從中疏通方志發展脈絡,厘清史志關系,探尋方志發展的本質規律。

  一、《史記》八“書”與《漢書》之“志”對方志發展史的重要意義

  早在明代就有“作志必有所法《史記》也、《漢書》也”之說,這也歷來是史志界的共識。如譚其驤等學者認為“地方志的淵源確乎可以追溯到漢朝……這就是方志濫觴”。④“自司馬子長以八書立法,班固廣之為十志。志之名所由昉,志之類所由分乎?!雹菀灾梁笫婪街尽霸隗w例方面,上承《史》《漢》的余緒”,“方志體例大致由《史記》《漢書》演變而來”。⑥因而《史記》《漢書》不僅對中國史學史具有奠基性意義,也對中國方志史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一)《史記》八“書”對方志發展史的開創性意義

  作為一種歷史文獻體裁,“志”其實源于《史記》,但在《史記》中并未直接稱其為“志”而是“書”,因而“書”一度也是“古代史書的通稱”。⑦正如有學者所言:“志之體裁始于《史記》,然司馬遷謂之曰書,以下各史多謂之志矣……論其名稱,大體則名同者內容相近,亦有名同而內容漸更改者?!雹嘤秩鐒⒅獛渍f:“原夫司馬遷曰書,班固日志……名目雖異,體統不殊?!雹?/font>

  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西漢司馬遷所著的《史記》記載了從黃帝到漢武帝時期約三千年的歷史。它分為本紀、世家、列傳、書和表等五種基本體裁,其中12篇“本紀”為介紹全書主旨的法則綱要,30篇“世家”記載世襲的王侯封國歷史,70篇“列傳”是將相大臣和王公貴族的傳記,10篇“表”則是以表格形式對年爵、人物、事件按一定順序的記錄,另有8篇則為“書”的形式?!妒酚洝芬蛞缘弁醯热宋餅橹骶€,因而創紀傳體史書先例?!稘h書·刑法志》中有過結論,“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圍”。

  八“書”以事為類,集中記載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史事及發展過程,具有專史性質,顯然與后世以記述“自然、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為主旨的方志有相同之處,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方志對前人成果的有益借鑒。但如何對“八書”進行分類和定性,主要有兩種不同認識:一種認為其主要記載了典章制度。正如章學誠所言:“馬遷八書,皆綜核典章,發明大旨者也?!雹膺€有一種研究認為:“書,通常都籠統地將其說成是記載典章制度,這又是將后人的理解加給《史記》的說法?!Y樂、律歷等,在《漢書》以后的‘正史’中側重于制度方面的內容,而在司馬遷并不是要寫‘制度’。至于‘山川,鬼神’等,無論如何也不能歸類到‘制度’中來?!?11)事實上,從司馬遷“禮樂損益,律歷改益,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的創作意圖來看,自然等內容無疑也是其記載的重要對象。唐代司馬貞據此認為《史記》中的“八書是‘法天時之八節’”。所謂“天時八節”,在古代是指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等八個節氣。盡管對于這種認識學界有牽強附會之說,但至少從中可以看出,《史記》之“書”并不僅僅記載典章制度,同時也大量記載了自然環境的狀況與變化。從方志發展史和志書形式變化過程來看,志書被視為“地理書”始終是史志界的一種重要傾向,(12)而且在方志定型之前,“圖志”一度也是其另一種重要形式。如梁啟超所言:“前此言方志者,為‘圖經’所囿,以為僅一地理書而止?!?13)其實不論是地理書還是圖志,記述自然都是古代志書最為重要的內容之一,關注社會和注重記述人文等內容則是后來特別是近現代才逐漸出現的一種變化,因而從一個側面可見《史記》對方志初創時期的重要影響。

  還要注意的是,其實不僅是“書”一種形式,包括“傳”“表”等形式同樣為后人編纂方志提供了相當程度的啟發借鑒,即“《史記》的體例紀、表、書、傳也為歷代修志者沿襲仿效”,(14)從而對后世方志的記述內容和編纂方式等因素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漢書》之“志”對方志發展史的引導性價值

  東漢班固所著多達100卷的《漢書》,系中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誠然,司馬遷與《史記》、班固與《漢書》,均為中國史學史上的高峰,但二者又確有不同之處。有學者大家便毫不掩飾,如梁啟超便有“《漢書》,內容比較《史記》還好”的評價。(15)柴德賡也認為:“《漢書》的‘志’比之《史記》八‘書’,有極大進步?!?16)劉節甚至還認為:“《漢書》十志,遠遠超過司馬遷?!?17)等等。其實這未必是司馬遷的問題,在相當程度上是后者借鑒前者的發展進步。從史志關系特別是方志從“史”到“志”的發展過程看,《漢書》有以下幾點值得關注:

  1.從外在形式看,基本沿用了《史記》體裁?!啊稘h書》雖然變《史記》的通史格局為專記西漢一代的斷代史體制,但卻沿用了《史記》的紀、表、書、列傳互相配合的體裁?!?18)而且歷史上早已有人“注意到《漢書》十志與《史記》八書間的因襲關系”,如趙翼云:“八書乃史遷所創,以紀朝章國典?!稘h書》因之作十志,《律歷志》則本于《律書》、《歷書》也,《禮樂志》則本于《禮書》、《樂書》也,《食貨志》則本于《平準書》也,《郊祀志》則本于《封禪書》也,《天文志》則本于《天官書》也,《溝洫志》則本于《河渠書》也。此外又增《刑法》、《五行》、《地理》、《藝文》四志。其后《律歷》、《禮樂》、《天文》、《地理》、《刑法》,歷代史皆不能無?!?19)從中可見二者一脈相承的關系。從方志發展史看,盡管后世方志內容、體例等與古代史書相比變化較大,然而“表”“傳”等一些基本的體裁形式卻一直得以傳承沿用。其實,與傳承相比,更重要的是在于創新,特別是《漢書》將“書”改為“志”,使“書志體”在中國史學史上得以創立。當然取此之名也有避免與《漢書》之名重復之意,但一字之改意義非凡,客觀上對后世方志的編纂與發展起到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如梁啟超曾指出:“自《漢書》創設地理志,而此學始建發展也,其后衍為方志之學”。(20)當代也有學者認為:“《漢書·地理志》是史、地、志三合一之作,是一部最著名的全國性地理總志。首先要承認它是史。再次要承認它是方志的一種——地志?!?21)

  2.從涉及內容看,《漢書》內容更為博贍?!熬蛢热輥碚f,《漢書》的‘志’比《史記》的‘書’更為系統而外,還有所發展。如食貨、刑法、地理等志,皆班氏所創?!?22)《后漢書》作者范曄曾有“博贍不可及之”之評價。白壽彝則更為直接:“司馬遷開創了書志體并寫出光輝篇章,卻很不完整,相對說完整的是《漢書》。十志包含了自然和社會的學問,包含了理論,也包含了技術。自古以來的典章、制度,都寫進十志了,從而為法律史、經濟史、水利工程史、歷史地理學、學術史等五支學科,提供了開創性的著作?!?23)劉知幾在《史通·二體》中論及“‘志’以總括遺漏”等情況時也曾指出:“逮于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辈⑦M而對《漢書》還有“言皆精煉,事甚該密”和“自爾迄今,無改斯道”等一系列評價。(24)鑒于《漢書》本身的地位,這種內容框架對后世史志編纂自然會產生重大影響。方志與史書等其他形式的一個重要區別在于,就記述內容看方志比其他形式涉及面更廣,內容更為豐富。事實上也正是由此開始,后世志書的記述內容不斷擴展豐富,并得以傳承延續。

  3.從編纂方式看,由于“《史記》的巨大成功又造成一種普遍的思想定勢:只有《史記》這種上下貫通的寫法,才是著史的唯一格局,至于還有其他什么著史體制再沒有人去探求了。這樣,就造成撰史工作始終籠罩在司馬遷巨大身影之下,無法走出”。(25)這種情況在《漢書》得到改觀??陀^上東漢統治者與前代不同,他們既需像《史記》那樣追溯總結歷史,但鑒于相對穩定的現狀,更需“總括一代”面對現實。因而與《史記》的“通史”形式不同,《漢書》另辟蹊徑,以“斷代史”的“橫列門類”而見長。同時正因其為斷代史,所以更注重橫截面,相應門類內容也更豐富,如除帝紀論述西漢一代政治史之外,其他的表、志均以橫述方式,涉及天文、歷法、地理、水利、食貨、刑制、兵制、學術等等方面。而且《漢書》形式上雖為斷代史,但著者意識并未“中斷”,相應著作中也體現了鮮明的“通史”意識。正如章學誠在《文史通義·釋通》中所言:“遷固而下,斷代為書……史籍標‘通’,此濫觴也?!卑喙套苑Q其書秉持“函雅故,通古今”之理念而“綜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同樣全書中所貫穿的這一理念清晰可見?!叭绻f《漢書》十志沿襲了《史記》八書,那么所沿襲的是《史記》的通史精神;如果說它還有所創新,那么其所創新也在其通史精神?!?26)這樣,班固“有氣魄創立了著史的新格局。他‘斷漢為史’,在內容上提供了時代所需要的歷史教材,在構史體系上則取得了重大突破,使史學從司馬遷巨大身影的籠罩下走出來,向前跨進了一大步”。(27)

  在此意義上將《史記》和《漢書》結合起來看,正如章學誠所言“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28)因而它們對方志編纂的導向性意義在于:由于“橫排門類”“橫不缺項”和“縱述史實”“縱不斷線”是志書最基本、最重要的編纂原則,橫陳百科、縱述歷史也是方志特別是區域性志書最典型的標志。以此來看,《史記》相對側重于“通變化”的“縱述”,而《漢書》則無疑相對著眼于“守繩墨”的“橫陳”,因此正是這二者的“縱”“橫”結合,創立了中國史書編纂的基本范例,對后世方志“橫排門類”“縱述史實”編纂原則與總體框架的確立也具有重要的開創性意義和引領價值。

  (三)《史記》《漢書》中其他體裁形式對方志發展的影響

  “《史記》的‘八書’和《漢書》的‘十志’對以‘志’為主體的方志的影響是世所公認的?!?29)但在強調《史記》之“書”、《漢書》之“志”對方志編纂重大影響的同時,還要承認在“書”“志”這支主脈之外,《史記》和《漢書》中其他有關體裁同樣對后世方志編纂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如李兆洛早就認為“傳、志、圖、表,文家之例,非史專名,此法不具,不可以載事”,并強調修志“當仿史例”。(30)傅振倫也曾明確指出,方志體例“絕大多數本于司馬遷的《史記》和班固的《漢書》,分本紀、書志、表歷、列傳,而增加了圖。后來志書愈多而體例各異”。(31)因而在相當長時期內,“舊方志的體例,絕大多數都沿襲紀、表、書、傳。用本紀記載大事,用書志體記載地理、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各類情況。用表格序列族輩,以續家譜。用列傳體記載人物,并輔以圖譜、匯而成編”。(32)因此在分析《史記》《漢書》對方志的影響時,也不可忽略上述因素。

  如章學誠“三書體”所言之“志”即包括紀、圖、表、考、傳等多種形式,相應其所纂《永清縣志》也以紀、表、圖、書、略、傳等體裁統領全志,其篇目為:

  紀二:皇言綱第一恩澤紀第二

  表三:職官表第一選舉表第二士族表第三

  圖三:輿地圖第一建置圖第二水道圖第三

  書六:吏書第一戶書第二禮書第三兵書第四刑書第五工書第六

  政略一(不分目)

  列傳十:列傳第一至第六義門列傳第七列女列傳第八闕訪列傳第九前志列傳第十(33)

  同時還要看到,盡管《史記》《漢書》從不同角度分別記載了各時期大量的自然、經濟、政治、社會等現象,但畢竟還不能將《史記》之“書”和《漢書》之“志”與方志完全劃等號??陀^上方志當時正處于初創期,無論從內容形式還是從數量比重看,方志均未成氣候,更未定型,即使以“志”命名的大多也不是方志,仍是史書。事實上也正是《漢書》之“志”出現后,才為這種探索增加了砝碼,校準并確立了發展軌跡。另外,承認《史記》之“書”和《漢書》之“志”與方志的歷史淵源關系,并不意味著二者便是方志的唯一來源。事實上在中國方志史千百年發展過程中,恰如涓涓細流匯成海,層林盡聚連成峰,科學規范方志的最終形成是各種典籍文獻形式有益借鑒的結晶,而非僅僅一種或少數形式。當然在這些眾多形式中,《史記》之“書”和《漢書》之“志”無疑應為主流,因而也對規范志書的形成和方志事業的發展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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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潘捷軍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崔蕊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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