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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宋代圖經向方志的轉變 ——以圖的變化為中心
2020年02月10日 09:43 來源:《史學史研究》2016年第2期 作者:王旭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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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宋代是圖經向方志轉變的過渡期,這種轉變鮮明地體現在經“圖”的變化上,即圖數量的減少和圖類型的變化。究其原因,中央對地方控制力的減弱與地方官員、士紳勢力的上升是這種文化表象的社會政治背景,而地方士人參與到地方志書的修撰乃是轉變的催化劑。農田水利、書院等圖表達了地方官員治理地方的需求,而風景、先賢等圖則反映了地方士紳弘揚地方文化的愿望。

  關鍵詞:宋代;圖經;方志;地圖

    作者簡介:王旭,暨南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

 

  四庫館臣論及歷代地志時有一總結:“古之地志,載方域、山川、風俗、物產而已,其書今不可見。然《禹貢》、《周禮·職方氏》,其大較矣?!对涂たh志》頗涉古跡,蓋用《山海經》例?!短藉居钣洝吩鲆匀宋?,又偶及藝文,于是為州縣志書之濫觴。元、明以后,體例相沿。列傳侔乎家牒,藝文溢于總集,末大于本,而輿圖反若附錄,其間假借夸飾,以侈風土者,抑又甚焉。王士禎稱《漢中府志》載木牛流馬法,《武功縣志》載織錦璇璣圖,此文士愛博之談,非古法也,然踵事增華,勢難遽返。今惟去泰去甚,擇尤雅者錄之。凡蕪濫之編,皆斥而存目?!闭J為宋代的《太平寰宇記》是州縣志書之濫觴,明清地志的形態正是在繼承宋代特征的基礎上逐漸形成的。宋代作為地志體例的大變革時期,實現了由圖經向方志的轉變,這種轉變鮮明地體現在“圖”的變化上。

  圖經中的地圖雖然一直被方志學和地圖學的學者所重視,但研究多側重于地圖要素和地圖蘊含的思想文化史意義方面。較少有學者將圖經中的“圖”剝離母體,進行橫向和縱向的比較;至于經“圖”的類型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種變化與社會政治背景之間的關系等問題更是無人論及。而就學術史和地圖學史而言,這一類問題的探討更具價值,因為它并非滿足于現象本身以及由此產生的影響,而涉及到文化現象與本質之間的關系。

    一、圖經與經“圖”的變化

  今所知關于圖經最早的記載來自《華陽國志》,謂:“孝桓帝以并州刺史泰山但望字伯闔為巴郡太守?!琅d二年三月甲午,望上疏曰:‘謹按《巴郡圖經》,境界南北四千,東西五千,周萬余里。屬縣十四。鹽鐵五官,各有丞史。戶四十六萬四千七百八十,口百八十七萬五千五百三十五。遠縣去郡千二百至千五百里。鄉亭去城或三四百,或及千里?!蔽簳x南北朝時期,圖經繼續發展,《隋書·經籍二》中錄有冀州、齊州、幽州三地圖經以及《周地圖記》、《湘州圖副記》。至隋唐,圖經開始興盛,隋代有《區宇圖志》一百二十九卷,《諸州圖經集》一百卷。唐代修撰的圖經非常多,據張國淦、辛德勇稱,唐代各州郡已普遍纂修圖經,確切可考的有《漢陽圖經》、《武陵圖經》等28種,其中如交趾(越南北部)、白州(廣西博白)、沙州(甘肅敦煌)、西州(新疆吐魯番)這些偏僻的邊地也普遍編修圖經??h級圖經的編纂是這時的一大特色,如《茶陵圖經》、《靈池縣圖經》等。至北宋,圖經進入全盛時期。據今人統計,北宋修撰圖、圖經、志等各類地方志138種,其中有圖經61部,圖志3部,圖籍1部,大約占總數的一半。南宋時圖經逐漸勢微,354種地志中,圖經和圖志僅有51部,所占比例大大下降。圖經發展的脈絡大致如此。

  今存世的圖經很少,而且大多經存圖佚,這也導致學界對圖與經的相對位置、關系及圖的內容等問題存在不同的見解。王庸先生認為:“古時所謂‘圖經’,大概是一圖一說、圖說相間的地圖?!蓖踔孛裣壬J為圖的內容應該更加寬泛,最早的圖經以圖為主,用圖表示該地方的土地、物產等。經是圖的簡要文字說明。但是隨著時代的推移,文字說明越到后來越多,圖在圖經中的地位和作用因之縮小。六世紀的圖經仍然有圖有經,但是以經為主了。王永興先生則通過對敦煌石室地志殘卷的研究,得出“根據制度的內容以及‘圖經’這一名稱,這些地方志應以圖為主,而輔之以文字說明”的結論。曹婉如先生通過分析《嚴州圖經》,認為圖經是關于一定地區的既有地圖又有文字記述的著作,其文字記述部分,不是為說明地圖的,而是記述地圖所繪制的地區的情況。倉修良先生認為圖經實際上是指卷首都冠以各種地圖的著作,圖經并不是說皆以圖為主。而辛德勇先生則認為,圖經至唐代文字記述已大大超過地圖的分量,賓主互易,地圖反而成為了圖經的附屬內容。

  如果將圖經的變化賦以時間觀念,則各家之說都有一定的道理。隋以前,地理書以地記和地志為主,圖經少而且難以考證。隋代圖經的體例在《區宇圖志》中記載為“卷頭有圖,別造新樣,紙卷長二尺,敘山川則卷首有山川圖,敘郡國則卷首有郭邑圖,敘城隍則卷首有公館圖”。據此,可得出如下結論:第一,圖在每卷之首,圖經還保留了一圖一說的體例;第二,圖與經的樣式有別,圖需要“別造新樣”,而且繪圖的紙有特殊的要求,需要二尺;第三,文字顯然不是圖的說明或者補充。相反,圖的存在是為了“敘山川”,圖、經主副地位的變更初見端倪。唐代圖經的代表當屬《元和郡縣圖志》,它的體例是“凡四十七鎮,成四十卷,每鎮皆圖在篇首,冠于敘事之前”,也仍保留一圖一說的體例。但是唐代圖經較之隋代,圖和文字的關系可能更加疏遠,甚至有文字與地圖單獨成冊的情況。貞元十四年(798)十月,賈耽進《九州圖》并《別錄》六卷、《通錄》四卷,共十卷,此《別錄》和《通錄》應該是對圖的解釋和說明文字,單獨成卷。

  到了宋代,文字與地圖單獨成冊的情況屢見不鮮?;实v三年(1051)七月知制誥王洙等上新修地理圖五十卷(《國史志》三卷)、圖繪要覽一卷,賜名《皇祐方域圖志》。趙彥若熙寧四年(1071)年上《十八路圖》二卷時隨附《圖副》二十卷。元豐三年(1080)十月辛酉,李德芻上《元豐郡縣志》十卷,《圖》十卷?!饵S州圖經》有四卷,而《附錄》一卷。所謂《要覽》、《圖副》、《附錄》都是地圖的說明文字。志圖分開,單獨成冊不僅說明圖在圖經中的地位下降了,而且是圖經向方志轉變的前奏。當然,這種轉變也非一蹴而就。真宗年間,李宗諤修《祥符圖經》,明確提到“圖則作繪之名,經則載言之別”,似乎圖還被放在與經同等的地位。到了神宗時期,情況發生變化,熙寧八年(1075)劉師旦言:“九域圖訛舛,請刪定,即成,王存言不繪地形,難以稱圖,更名《九域志》?!憋@然,原來“九域圖”雖然有文字訛舛等缺陷,但還有地形圖。但到了重修的時候,輿圖被刪除,只剩下文字,文字不再依賴輿圖。今還存有兩部宋代的圖經,即《乾道四明圖經》和《淳熙嚴州圖經》,前者不存圖,后者存九幅。這九幅圖存于卷首,與文字分離,而且文字非圖的說明和補充,兩者沒有依存的關系,關于這一點,曹婉如先生已做說明,這里不再贅述。圖相較文字而言,不僅內容少,而且承載的信息多與文字重合,“輿圖反若附錄”成為事實。以上大體是圖與經關系轉變的脈絡。

  《區宇圖志》“卷頭有圖”,《元和郡縣圖志》“每鎮必有圖”,說明隋唐時期圖經中圖的數量應該不少。到了北宋,圖經中依然保存了大量的圖,《皇祐方域圖志》有圖五十卷,《元豐郡縣志》有圖十卷。羅濬在《寶慶四明志序》中說:“四明舊有《圖經》,成于乾道五年,蓋直秘閣張公津守郡之三祀也。先是大觀初,朝廷置九域圖志局,令州郡各編纂以進。明已成書,而厄于兵火,遂逸其傳?!擅舷钠偾?,成二十一卷,圖少而志繁,故獨揭志名,而以圖冠其首?!庇纱硕问妨?,可以得出兩點結論:第一,四明舊《圖經》原有很多圖,只是因為“厄于兵火,遂逸其傳”才出現“圖少而志繁”的情況;第二,地圖的大量減少是圖經改名為志的直接原因。南宋時期,圖經完全被方志所取代,地圖也大量減少,周應合編纂《景定建康志》時謂:“地理圖及地名辨一卷?!私郧?、慶元兩志之所無而創為之也?!泵鞔_提到乾道、慶元兩志無地理圖。

  地志由圖經向方志轉變的另一個表現是地圖類型的變化?,F存最早的一部尚有地圖的圖經是《淳熙嚴州圖經》,雖然南宋的圖經已經“名存實亡”,文字的部分實際上已經演變成了方志,但該圖經仍然是探討經圖類型的重要史料。該圖經存圖九幅,分別為“子城圖”、“建德府內外城圖”、“府境總圖”,“建德縣境圖”、“淳安縣境圖”、“桐廬縣境圖”、“遂安縣境圖”、“壽昌縣境圖”和“分水縣境圖”。這九幅圖可以歸為“城邑圖”及“轄境圖”兩類。又嘉定二年(1210)《海昌圖經序》云:“先祖太師岐公,頃歲由工部郎知處州,作《括蒼志》,繪郡境及城府為圖,以便覽觀,遂不失圖經之旨?!碧岬搅藞D經應該有“郡境圖及城府圖”,“郡境圖”屬“轄境圖”類,“城府圖”屬“城邑圖”類。而全國性的圖經,如《區宇圖經》的“山川圖、郭邑圖、公館圖”也大體不出這兩類。

    元代時雖然還有一些地志被稱為圖經,但無論從內容還是體例來看,這些圖經都是方志的“異稱”,與方志無異,將宋元圖經進行比較,能反映圖經在縱向時間軸的變化。以《長安志圖》為例,該志是元代李文好的《長安圖記》與宋代宋敏求的《長安志》的合刊,根據吳師道“東明李公惟中,治書西臺。暇日,望南山,觀曲江,北至漢故城,臨渭水,慨然興懷取志,所書以考其跡,更以舊圖較訛舛而補訂之,厘為七圖。又以自漢及今治所廢置,名勝之跡,涇渠之利,悉附入之,總為圖二十有二,視昔人益詳且精矣”的記載,可知圖是元代補入,反映的是元代經圖的情況。今保存十九幅圖,分別是:“漢三輔圖”、“奉元州縣之圖”、“太華圖”、“漢故長安城圖”、“唐禁苑圖”、“唐大明宮圖”、“唐宮城圖”、“奉元城圖”、“城南名勝古跡圖”、“唐驪山宮圖(上)”、“唐驪山宮圖(中)”、“唐驪山宮圖(下)”、“咸陽古跡圖”、“唐昭陵圖(上)”、“唐昭陵圖(下)”、“唐肅宗建陵圖”、“唐高宗乾陵圖”、“涇渠總圖”、“富平縣境石川溉田圖”、所缺三圖是“唐宮城坊市總圖”、“唐皇城圖”、“唐京城坊市圖”。這些圖可以分為“行政區劃”、“城市”、“陵墓”、“宮殿”、“禁苑”、“名勝古跡”、“水利灌溉渠道”七類。另外,宋末元初,鄧牧等撰有《洞霄圖志》(約成書于1305年),該書卷首有四圖,即“南宋余杭縣境圖”、“洞霄山圖”、“洞霄宮圖”、“洞霄宮新圖”,其中“南宋余杭縣境圖”是根據《咸淳臨安志》中的“余杭縣境圖”繪制,“洞霄山圖”和“洞霄宮圖”是據舊籍繪制,只有“洞霄宮新圖”為新作?!洞蟮虏龂鴪D志》中原有“環山圖”、“環海圖”、“普陀山圖”三幅圖,可惜已經佚亡。

  總之,與唐宋相比,元代經圖表現出如下特點:第一,地圖類型突破“城邑圖”及“轄境圖”的局限,開始走向多樣化;第二,“名勝古跡”類圖占很大的比例。名勝圖如“洞霄山圖”、“環山圖”、“普陀山圖”等,古跡圖如“城南名勝古跡圖”、“咸陽古跡圖”等;第三,圖與地方的治理有很大關系,地方化明顯。最典型的就是“涇渠總圖”、“富平縣境石川溉田圖”,這種類型的圖顯然與文人墨客憑吊古人,寄情山水無關,也不是中央政府為了周知山川、明籍賦稅而繪,而是地方官員為了便于了解地方水利而收入的“農田水利”類圖。

  除了進行縱向的比較外,還需要將圖經與同時期的方志進行橫向的比較,以期全面展現經圖類型的變化。宋代現存約十部有地圖的方志,根據《宋元古地圖集成》及相關材料,列表如下:

 

  

  宋代方志地圖存目表

  這些方志中保留的地圖有多有少,極不均衡,這實際反映了變革期體例的不穩定性。而就類型來說,保留了圖經時代的很多特點,很多方志中都有“城邑圖”及“轄境圖”,但圖類更加多樣,《雍錄》中就多“宮殿圖”、“古跡圖”,此外還有“禁院圖”、“地名圖”、“翰林院圖”、“學士院圖”、“學士都院圖”,《景定建康志》中有“府學圖”、“明道書院圖”、“清溪先賢圖”,而《寶慶四明志》中的“郡圃圖”是一種花園圖,《咸淳臨安志》中的“西湖圖”是一種風景圖。這種多樣化的特點與元代圖經相似,這不僅反映了圖經自身的演變,還反映了方志在吸收圖經要素時自身的變化。與元代圖經重視地方相似,宋代方志也反映了地方化趨勢,將本地的名勝、古跡,甚至先賢、書院繪制成圖,治理和教化地方的意圖明顯。

  二、經“圖”變化的原因

  依前所述,宋代圖經在向方志轉變的過程中存在圖量減少和類型變化兩大特點。圖數的減少

  固然與圖不易抄錄,較易丟失,難以保存等因素有關。但是這僅僅是流傳過程中的自然丟失,文字著作也是如此,并不能解釋修纂時已經出現的變化。而對于圖類型變化的問題還未有學者注意到,下面針對這兩種變化,論述原因一二。

  隋唐至北宋,圖經的編修是在中央政府要求下進行的一種強制行為,帶有官修的性質?!吨T州圖經集》的編修是因為中央下令各地上呈圖經,后來的幾次增修也是隋煬帝行政命令的結果。而唐代將圖經的呈送制度化,規定各州郡每隔三年或五年要定期向朝廷上呈一次轄境地圖和圖經?!短茣份d:“建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請州圖每二(三)年一送職方,今改至五年一造送。如州縣有創造及山河改移,即不在五年之限。后復故?!薄缎绿茣ぐ俟僦尽贰氨可袝睏l載:“職方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地圖、城隍、鎮戍、烽堠、防人、道路之遠近,及四夷歸化之事。凡圖經,非州縣增廢,五年乃修,歲與版籍偕上?!北彼窝匾u唐例,規定“圖志三歲一上”。政府下令修圖經有很多具體的事例,如開寶四年(971年)正月戊午,命知制誥盧多遜、扈蒙等重修天下圖經,其書迄不克成。至開寶八年(975),宋準“受詔修定諸道圖經”。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李宗諤等修定《新修諸道圖經》(又稱為《祥符圖經》)。當年十二月又下詔,“重修定天下圖經,令職方遍牒諸州,如法收掌”。

  對于唐代“圖經三歲一上”規定,辛德勇有不同的見解,他認為雖然每隔三年要定期上報一次地圖,但纂修圖經并沒有固定的周期,也不可能有這樣密的頻度。筆者同意這種觀點。而且北宋時期亦是如此,大觀元年(1107)年朝廷創置九域圖志局,命所在州郡編纂圖經。這是北宋修天下圖經的最后一次努力,“命所在州郡編纂圖經”說明中央修圖經是一種即時行為,隨修隨令,如果地方三年上一次圖經,則《九域圖志》的編修只需匯編地方已經上呈的圖經,無需另下命令。但是,不管圖經幾年一上貢,或者根本不上貢,圖經的修撰始終是一種政府行為,即使是平時疏于執行,但中央如有即時的規定,地方還需上貢。

  中央政府熱衷于圖經的修撰與它所承載的政治、軍事意義有很大的關系。首先,它是中央政府對某一地正式統治的象征。如大中五年(851)七月刺史張義潮遣雄義潭將天寶隴西道圖經、戶籍獻于朝廷,以示舉州歸順之意。其次,圖經承載著重要的政治、軍事意義,較完備的圖經是中央對地方進行有效統治和治理的需要,《區宇圖志》的修撰主要是為了“明九域山川之要,究五方風俗之宜”。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縣圖志》序言中提到該志修撰之目的,謂:“況古今言地理者凡數十家,尚古遠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謠俗者多傳疑而失實,飾州邦而敘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異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書,將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勢勝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此微臣之所以精研,圣后之所宜周覽也?!笨芍?,《元和郡縣圖志》實際上是一部以“山川險隘”、“攻守利害”為主要內容的地志。宋代的圖經亦是如此,慶歷二年(1041)趙珣上《聚米圖經》五卷,述其修撰過程,謂:“訪得五路繳外山川邑居道里,凡地之利害,究其實,作《聚米圖經》五卷?!?/font>

  綜而述之,圖經的興盛與中央政府的行政命令直接相關,中央政府執著于圖經的編修與圖經的政治、軍事作用直接相關。但是強制的行政命令對于圖經的發展來說是把雙刃劍。一方面,它捍衛了圖經和“輿圖”的地位。景德四年(1007年)二月,真宗“因覽《西京圖經》,有所未備,詔諸路、州、府、軍、監以圖經???,編入古跡,選文學之官纂修校正,補其闕略來上,及諸路以圖經獻,詔知制誥孫僅,待制戚綸,直集賢院王隨,評事宋綬、邵煥校定。僅等以其體制不一,遂加例重修”。這部圖經修成以后便頒下諸州,并且要求地方上“每閏依本錄進”??芍?,雖然起先上供的圖經體例不一,但修成后頒下各地,明確要求以后要依本錄進,說明圖經的撰修不是隨意為之,而需要依據中央統一規定的體例?!拜泩D”作為周知地方山川風貌、關隘險阻、統轄范圍最直觀、最有效的形式,其地位自然難以撼動。

  另一方面,行政力的干預也阻礙了圖經的“進化”。圖經因其體例的原因,存在很多缺陷。首先就是太過簡略,不能滿足地方官員和士人的需要?!秴强D經續記序》云:“自大中祥符中詔修圖經,每州命官修編輯而上,其詳略蓋系乎其人,而諸公刊修者,立類例,據所錄而刪撮之也。夫舉天下之經而修定之,其文不得不簡,故陳跡異聞,難于具載。由祥符至今,逾七十年矣,其間近事未有紀述也?!备鶕藯l材料,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第一,地方圖經的修撰動力確實來自于中央命令。第二,自祥符圖經修撰后,該地七十年未新修圖經,三年一貢的規定流于形式。此兩點也可以證明前面的論點。第三,圖經的體例因為有統一的規定,導致“其文不得不簡,故陳跡異聞,難于具載”。陸游曾有“《圖經》草草??昂?,好事他年采此詩”的感嘆。傅兆也認為李宗諤所上《圖經》,有“簡脫之病”。趙不悔在《新安志序》中說到:“徽為郡自漢始,至于今久矣?!秷D經》紀述其事宜詳也,試考之則遺闕而不備,讀者恨焉,此《新安志》所以作也?!?/font>

  其次,輿圖雖然有直觀性和高度概括性等優勢,但它是沒有數字意義的示意圖,能承載的信息有限。例如賈耽曾繪制“關中、隴右及山南九州等圖”一軸,真實準確的反映了該地之山川形勢、交通割據、軍鎮分布,但卻有感于“諸州諸軍,須論里數人額;諸山諸水,須言首尾源流。圖上不可備書,憑據必資記住”,只好另撰《別錄》六卷,與地圖一并獻于朝廷。在展示山川、關隘、交通、城邑等信息方面,輿圖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也是北宋之前圖經多以“轄境圖”和“城邑圖”為主的原因。但是在展示古跡、風俗、詩歌等要素方面,“輿圖”的作用是有限的?!拜泩D”的這一缺陷也導致文字的記載受到一定限制,因為無論圖經怎么變化,文字還必須圍繞“圖”來敘述,不可能完全脫離“圖”而另起爐灶。嘉定元年(1208)所修羅鑒撰《羅山志》,他在序言中說:“嘉定元春,西昌李君以簿領攝邑事,見委編次,于是請問耆宿,搜羅逸聞,遍考諸家記載,公私碑刻,而以《祥符圖經》為祖,累年匯稡,迺克成書,凡五十有一門,厘為六卷,載維詩文,不可不錄,編而成集者又四卷,總十卷,名曰《羅山志》?!彪m然以《祥符圖經》為祖,但增加了詩文四卷,說明《祥符圖經》在記載詩文方面有所缺失。

   最后,圖繪制的難度大于經書寫的難度,這種差異在活字印刷時代的影響尤為深刻。關于《區宇圖志》中的圖,有這樣一則記載:“其圖上山水城邑題書字極細,并用歐陽肅書,即率更令詢之長子,攻于草隸,為時所重?!眻D上的題字都是請書法家寫,想必圖也是請專業人員繪制。而對于地圖的尺寸和紙張也有特定的要求,長興三年(930)尚書吏部侍郎王權奏“職方地圖”事,說到“其畫圖侯紙到,圖經別敕處分”。在任何一個時代,能夠制圖作畫的人都比能夠傳抄文字的人少,繪圖的難度也比書寫的難度大。而就刻繪難度而言,在雕版印刷時代,刻一張圖與刻一版字的難度還沒有達到不可逾越的程度,圖還不會被刻工放棄。而在活字印刷術興盛的宋代,情況發生很大的變化,字??梢苑磸瓦\用,這大大提高了文字印刷的效率,而相較而言,地圖的畫版只能用一次,費時費力,刻工選擇文字而放棄地圖也是理所當然的。

  總之,雖然圖經存在體例上的缺陷,但是因為中央行政力量的“保駕護航”,一直保持著繁盛的勢頭。但這種情況到了南北宋之交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北宋末期,宋廷內憂外患,中央行政力大大削弱,對地方的約束力和控制力也隨之減弱,最有力的例子就是《九域圖志》的編修:“大觀二年四月二日,詳定九域圖志,強淵明上言續修其書,其書詔四方以事來上。宣和罷書局,不及成?!憋@然以官方之力修的《九域圖志》最后并沒有完成。

  到了南宋,中央政府在地志修撰上已經失去了發言權,各地地志的修編方式也從純粹的官修轉變為由地方官主持并請當地士人編修或者由當地的官員直接編修。如《紹熙江陰志序》:“郡各有志,而澄江獨未之作也。吳興施公太博知軍事,慨然以為缺典,首命郡博士鄭君、邑大夫徐君相與蒐獵,以編為書,庶幾來者有考?!痹撝臼强げ┦苦嵕?、邑大夫徐君受施太博之命編修。再如,《淳熙三山志序》:“乃約諸里居與仕于此者,相與纂集,討尋斷簡,援據公牘,采諸老長所傳,得諸閭里所記,上窮千載建創之始,中閱累朝因革之由,而益之以今日之所聞見?!薄爸T里居與任于此者”參與到地方志的編修。修《景定建康志》時甚至在府門置柜,允許“諸吏民父老”及“有能記憶舊聞、關于圖志者”實封投柜,并且“三日一開類呈,其條具最多而事跡皆實者,當行犒賞”。

  這一時期,地方官員熱衷于方志編修的原因與“圖經時代”完全不同。圖經的編修實質上是政治任務,是被動的行為,而方志的編修則是主動的行為。在他們看來,方志的編修不僅有利于地方的教化和管理,而且是宣揚政績的手段。鄭興裔知廬州時撰《淳熙合肥志序》,曰:“余承乏守郡,郡之中所為,山川之廣袤,守得而考之;戶口之登耗,守得而詢之;田疇之蕪治,守得而省之;財賦之贏縮,守得而核之;吏治之臧否,守得而察之;風氣之貞滛,守得而辨之?!辈⑶覐娬{志中記載包拯事跡是為了“彼其高風勁節,婦人女子皆化之,……可以風一國,可以型四海,賢者深其效法之心,不肖者生其愧悔之念,皆是道也?!倍瓘k也在《嚴州圖經序》中明確提出,圖經編修,不單是為“備異日職方舉閏年之制”,而且要能使“使為政者究知風俗利病,師范先賢懿績,而承學晚生覽之,可以輯睦而還舊俗,宦達名流玩之,可以全高風而勵名節”。羅濬在《寶慶四明志序》也言:“道地圖以詔地事,道方志以詔觀事,古人所甚重也。圖志之不詳,在郡國且無以自觀,而何有于詔王哉。欲知政化之先后必觀學校之廢興,欲知用度之贏縮必觀財貨之源流,觀風俗之盛衰則思謹身率先,觀山川之流峙則思為民興利事,事觀之事,事有益,所謂不出戶而知天下者也?!憋@然,這時地方官員修撰地志并非是為了周知山川、關隘以備軍事,故以“山川、關隘、險阻、城邑”為主要內容的地圖才會被舍棄。

  對于地方官員來說,他們關心的是兩個問題,一是硬性標準,即戶口、田疇、財賦等,政績好壞,表現于此,所以《長安志圖》中會出現“涇渠總圖”、“富平縣境石川溉田圖”這些農業圖。宋端平二年(1235)林剛中撰《潮州圖經序》言:“圖經有續,非直為風土民物記也。以郡有政績,故亦書之,將以示方來,庶知所繼乎?!倍擒浶詷藴?,即地方風氣、文化、名人等。林慮《吳郡圖經續記》后序稱是書:“舉昔時牧守之賢,冀來者之相承也;道前世人物之盛,冀后生之自力也;溝瀆條浚水之方,倉庚記裕民之術,論風俗之習尚,夸戶口之蕃息,遂及于教化禮樂之大務?!憋@然,修改續記的目的是使得地方“教化禮樂之大務”。而所謂“舉昔時牧守之賢”、“道前世人物之盛”、“夸戶口之蕃息”只是手段,南宋方志中會出現府學、書院、先賢等圖就是教化地方的載體。

  而地方士人參與到地方志書的修撰中,對經“圖”的影響也是多方面的。第一,他們大多是飽學之士,有較高的文字和文學修養,這使得圖經中文字部分的數量和質量有了極大的提高;第二,他們并非專門的地理人才,一般都缺乏專業的繪圖技能,在這種情況下,這些士人只能取長補短,忽視輿圖,而較專注于文字的部分;第三,他們大多熟悉地方掌故,在搜訪文獻等方面有所便利,這為地方事跡、文化、古跡名勝的記述提供了可能。第四,在“鄉土”觀念的影響下,他們在文字上重視“地方書寫”,不關注“山川關隘”、“政區沿革”,而更樂于記錄和撰寫當地的山川風貌、名勝古跡、藝文詩句。也正因為這樣,長于展示山川、關隘、城邑的輿圖被用于宣傳地方文化的“古跡圖”、“風景圖”、“先賢圖”所取代,這些圖相較“轄境圖”和“城邑圖”,不需要非常準確,以繪意為主,繪起來也較為容易。

  三、小結

  圖經在隋代驟然興起,固然是適應時代的需要,但自出現之始它就存在體例上的缺陷,它能保持長久的生命力與中央政府的行政力密不可分,中央政府熱衷于圖經的編修與它所承載的政治、軍事意義有很大的關系,“輿圖”作為周知地方山川風貌、關隘險阻、統轄范圍最直觀、最有效的形式,其地位難以撼動。南北宋之交,中央控制力大大下降,在地志修撰上失去了發言權,各地地志的修編方式從純粹的官修轉變為由地方官主持并請當地士人編修或者由當地的官員直接編修,地方士紳和地方官員在地志修撰上目的上有所不同,前者是為了弘揚地方文化,通過書寫當地歷史沿革、山川名勝、詩詞文章、名人風俗的方式來宣揚地方悠久的歷史、繁榮的文化、環境的優美,達到提高知名度的目的,這是“鄉土情結”的表現,無怪乎地志中多出現“古跡圖”、“風景圖”。后者將宣揚“地方文化”、“標榜先賢”作為手段,以期在展現自己政績的同時達到地方安治和教化的目的,嘉定年間南雄知州孫崈撰《嘉定庚辰保昌志序》,曰:“南雄斗大州,得文獻、人物之英,章相典刑之舊,州之名遂顯。加以嶺梅之清勝,池蓮之芳腴,望安、聚遠之豁舒,瑞相、藍田之幽邃,名賢留題,宗工記敘,發越表襮,遂為嶺南佳郡。比萃圖志,欲刊以傳遠?!睂O崈通過刊行圖志,宣揚地方文化,達到“顯州之名”的效果,這是地方治理的需求。

  如果將整個社會階層區分為中央、地方政府和地方勢力(以士紳為代表)三個層級,圖經實際上是中央對地方統治和控制的一種表現形式,它無意于去宣傳地方文化或者展現區域的特殊性,而旨在周知地方山川、城邑以防止地方叛亂,周知地方物產、風俗以利于地方統治,在中央權力集中且有力時,中央雖然不直接參與地方地志的撰修,但實際上對地方具有絕對的“掌控權”,圖經也能借此興盛。而圖經的衰落,方志的興起實際上反映的是中央權力的削弱和地方政治、文化意識的覺醒,中央和地方在“地方書寫”的問題上是相互合作而又斗爭的關系,南北宋之交的政治形勢導致地方權力的空白,這一空白被地方政府和士紳階層所填補,他們在地方事務上更具發言權,在地志的書寫上不再遵照上層的意愿和規定,而著重于展現地方意識。

作者簡介

姓名:王旭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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