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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后日本民訴法學的訴訟標的論爭
2020年02月07日 10:42 來源:《清華法學》2019年6期 作者:山本克己(著) 史明洲(譯)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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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摘要】本文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民事訴訟法學界訴訟標的論爭的回顧。這次論爭以“如何確立給付訴訟中審判單位”問題為核心,展示了日本民事訴訟法學不同于德國法的獨特氣質。首先,訴訟目的論的糾紛解決說對訴訟標的理論產生了巨大影響,學者們對“糾紛”概念的不同理解,構成了理論分歧的關鍵。其次,在保護被告的制度設計上,基于不同的訴訟觀,出現了父愛主義與被告自我答責兩種對立的立場。此外,文章還探討了新訴訟標的理論沒有被裁判實務接受的原因,并闡明了民事訴訟法學的成熟與訴訟標的理論研究式微之間的內在聯系。

  【中文關鍵字】日本民事訴訟法學;訴訟標的;糾紛解決說;既判力的客觀范圍

  【作者簡介】山本克己,日本京都大學法學院教授,曾任日本民事訴訟法學會會長、京都大學副校長。譯者:史明洲,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講師,日本一橋大學法學博士。

  【注釋】文基于作者2019年10月21日在清華大學的演講稿修改而成,后發表于《清華法學》2019年6期。作者感謝日本同志社大學金春教授在本文寫作過程中提出的建議,感謝清華大學王亞新教授、中國人民大學肖建國教授、清華大學陳杭平副教授以及清華大學法學院糾紛解決研究中心、北京市天同律師事務所對其研究提供的支持。

  導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日本民事訴訟法學進入了新的時代。在此期間,以十年為一個跨度,出現了三次大規模的學術論爭:昭和30年代(1955年-1964年)的訴訟標的論爭、昭和40年代(1965年-1974年)的爭點效論爭以及昭和50年代(1975年-1984年)的證明責任論爭。其中,訴訟標的論爭作為三大論爭的嚆矢,成為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民事訴訟法學的起點。大論爭往往伴隨著百花齊放的學術爭鳴,訴訟標的論爭中學者們的各種主張犬牙交錯,單線條的總結很容易掛一漏萬。盡管如此,因為文體的限制,筆者無法事無巨細地向讀者展示論爭的全貌,不得不以自己的理解對學說史進行了相當程度的簡化處理,請各位讀者見諒。此外,由于論爭的主戰場是給付之訴的訴訟標的,本文的重點也將限定于此。

  一、糾紛解決說與訴訟標的論

  “訴訟標的論爭幾乎就是判決效力的論爭,特別是既判力客觀范圍的論爭?!边@句話是日本訴訟標的論爭最貼切的總結。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日本民事訴訟法學的早期理論曾經處于德國法的壓倒性影響之下,新訴訟標的理論也是從德國輸入的當下流行學說。但是,至少對于德國新訴訟標的理論的早期學說而言,爭論的重點在于訴訟請求的客觀變更問題,而非既判力的客觀范圍問題,既判力的客觀范圍可以小于訴訟標的的范圍。[1]事實上,除了既判力客觀范圍和訴訟請求的單復數問題之外,訴訟標的概念還承擔了許多其他的功能。那么,日本的新訴訟標的理論為什么主要圍繞既判力客觀范圍的問題展開呢?答案在于糾紛一次性解決的理念。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日本民事訴訟法學出現了本土化的萌芽,以糾紛解決作為民事訴訟目的的本土理論(民事訴訟目的論的糾紛解決說)獲得大量支持。在此背景下,幾乎所有支持新訴訟標的理論的學者都將“糾紛的一次性解決”作為自身主張的一面旗幟。

  不過,熟悉學說史的讀者可能會反問:“糾紛解決說的提出者兼子一教授不是舊訴訟標的理論的代表人物嗎?”訴訟標的論爭與糾紛解決說之間的聯系,就蘊含于這個問題的答案之中。

  糾紛解決說首次提出于兼子教授1957年出版的名著《實體法與訴訟法》。圍繞民事訴訟法與實體私法的關系,兼子教授寫到,“如果私人之間出現了生活關系的糾紛沖突,不僅當事人會感到不安與不便,事態嚴重時更可能引起社會秩序的混亂。因此,國家有必要行使其統治權力,以調整、解決糾紛。國家為此而設置了民事裁判制度,行使裁判權,并制定作為裁判基準的私法法規?!焙茱@然,這里的“糾紛”是指生活上的具體利益紛爭。然而,在既判力論(權利實在說)的部分,兼子教授又提到,“為了以法律方式解決私人之間的生活關系糾紛,得通過判決確定,是否存在作為具體生活關系之準則的權利關系。生效判決判斷中產生的既判力,意味著公法意義上權利關系的實在性。國家通過行使權力,命令雙方當事人遵從判決的內容,最終強制性地解決糾紛?!贝藭r,所謂“糾紛”指向了經由法律這個濾網過濾過的生活糾紛,即抽象的權利糾紛(圍繞實體法上權利的紛爭)。法院就權利的存在與否作出的公權性判斷,就是權利紛爭的解決。也就是說,作為民事訴訟目的的糾紛解決是抽象意義上的權利紛爭解決。因此,兼子教授站在舊訴訟標的理論的立場認為,與確認之訴一樣,給付之訴時“原告作為糾紛解決的方案向法院提出判決應判斷的對象,所以每個實體法上權利主張構成一個訴訟標的,實屬必然?!?/p>

  新訴訟標的理論的代表性學者三月章教授,也立足于糾紛解決說。由于三月教授在訴訟標的理論問題上著作頗豐,小小短文難以窮盡,本文主要聚焦于集三月理論之大成的《民事訴訟法》教科書(1959年出版)。首先,三月理論駁斥了既有學說以確認之訴作為原型的訴訟標的觀,將確認之訴與給付之訴看作是兩種不同的糾紛解決方式。這形成了三月理論的邏輯起點。具體來說,就確認之訴而言,由于“權利的抽象確定對糾紛解決的制度目的具有重要意義”,所以其訴訟標的應當以實體法上的權利作為單位。對此,三月說與兼子說未見差異。然而,關于給付之訴的糾紛解決功能,三月教授提出了不同的觀點。就給付之訴而言,“請求權的抽象確定不是制度的固有目的。更重要的是,以給付之訴背后的強制執行制度為前提,請求權的存在只是強制執行的開始要件?!睋Q言之,相比既判力,生效給付判決或者附假執行宣言(譯者注:類似于我國的先予執行)給付判決的執行力更加重要。因此,當事人請求法院以執行力的形式賦予其強制實現特定給付內容的法律地位,是給付之訴的訴訟標的,而實體法上的請求權不過是“為法律地位提供實體法基礎的法律觀點”。所以,訴訟標的同一性的判斷標準不是實體法上的請求權,而是給付所指向的經濟利益。

  不過,前述論斷可以說明給付判決(法院支持原告訴訟請求的判決)的糾紛解決功能,卻不能解釋給付之訴時駁回訴訟請求判決的糾紛解決功能。在后者的問題上,三月理論認為,公權力的解決糾紛應以一次為限,并將一事不再理作為了既判力的根據。也就是說,原告在前訴中被駁回訴訟請求(獲得特定給付內容的法律地位被法院否定)后,又以同一給付內容為對象提起了給付之訴的后訴,即便后訴基于前訴未主張的請求權,也會因既判力而遭到禁止。所以,三月理論雖然也立足于糾紛解決說,但以給付之訴為限,所謂“糾紛”不是權利的紛爭,而是實體法請求權所引起的經濟利益的紛爭。紛爭的解決不是抽象的,要么通過強制執行制度現實地實現利益(原告勝訴時),要么因屬于同一經濟利益而被制度性禁止(原告敗訴時)。

  進一步,糾紛一次性解決理念的根據又是什么呢?訴訟法上的法律關系可以有兩種觀察視角:一是法院與當事人的垂直關系,二是對立當事人之間的水平關系。垂直關系上,基于處分權主義,當事人享有確定訴訟標的的權限。新訴訟標的理論實際上是一種“暗度陳倉”,它通過擴大訴訟標的最小單位的辦法,使得當事人的處分權虛化,從而達到弱化當事人權限的目標。因此,新訴訟標的理論通常會將國家設置的糾紛解決制度,即民事訴訟制度的效率性作為論據。水平關系上,原告原本擁有排他的訴訟標的確定權,但新訴訟標的理論也在嘗試以減輕后訴中被告的應訴負擔為由,弱化原告的權限。新訴訟標的理論的代表性學者中,三月章教授只著眼于垂直關系,而新堂幸司教授則同時重視垂直關系與水平關系上的被告保護。

  在德國,新訴訟標的理論的二分肢說是主流觀點。即,給付之訴訴訟標的同一性判斷包含兩方面的因素,除了起訴狀中請求趣旨相同之外,還需要作為請求原因的生活事實相同(給付內容相同時,也可能構成不同的訴訟標的)。與此相對,根據日本的新訴訟標的理論,給付之訴的訴訟標的原則上只依據請求的趣旨予以確定。只有當僅憑請求趣旨難以判斷金錢、種類物給付的具體內容時,才得在確定給付對象所需的限度內,斟酌請求的原因。換言之,一分肢說是日本新訴訟標的理論的主基調。之所以產生這樣的差異,是因為日本新訴訟標的理論的支持者們認為,采用一分肢說時,駁回訴訟請求判決的既判力能夠覆蓋更大的失權范圍,因而更忠實于糾紛一次性解決理念。

  二、檢視請求權競合與訴訟標的理論

  給付之訴的訴訟標的成為討論的中心,原因在于民事實體法上可能存在若干個指向同一經濟利益的給付請求權。此時,請求權之間處于排他關系與競合關系的場景尤為重要。首先,兩個請求權有時是排他性的擇一關系,例如債權人基于借款合同的借款本金返還請求權與以借款合同無效為由的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但是,在訴訟標的問題上,指向同一給付內容的兩個請求權同時滿足發生要件,即請求權競合的案件更為重要。例如,房屋租賃合同終結時,房屋的所有人(出租人)要求承租人返還房屋,既可以是基于所有權的物權返還請求權,又可以是基于租賃合同的債權返還請求權。

  請求權競合問題為給付之訴訴訟標的理論帶來了怎樣的影響?由于前文已就法院駁回原告訴訟請求判決的既判力進行了詳細論述(但需注意,既判力遮斷效范圍的討論并不限于請求權競合),故下文主要以租賃合同終結后的場景為例,討論法院支持原告訴訟請求時的相關問題。

  舊訴訟標的理論認為,給付之訴的訴訟標的以實體法上的請求權為單位。與此相對,新訴訟標的理論則認為,給付之訴的訴訟標的應當超脫于實體法上的請求權,從訴訟法的觀點確立訴訟標的的基本單位。因此,舊訴訟標的理論被稱為實體法說,新訴訟標的理論被稱為訴訟法說。在舊訴訟標的理論上,基于所有權的物權返還請求權與基于租賃合同的債權返還請求權構成不同的訴訟標的,而在新訴訟標的理論上,兩個請求權被包含于同一個訴訟標的之內。

  根據舊訴訟標的理論,一個案件中可能同時出現基于所有權的物權返還請求權與基于租賃合同的債權返還請求權兩個請求權,引起訴訟請求客觀合并的問題。如果在前述租賃合同終結時的請求權競合案例中采用傳統的請求權競合說(即允許兩個實體法請求權并存)的話,法院實體審理后可能得出兩個請求權都存在的結論。此時,若客觀合并的合并形態是單純合并,那法院必須就兩個訴訟標的作出支持訴訟請求的判決。換言之,在判決主文層面,被告得對同一給付內容進行雙重的給付。對此,三月章教授立足于其提出的給付之訴糾紛解決功能獨立性的主張,對舊訴訟標的理論可能面臨的“同一給付內容的債務名義雙重化”問題展開了批判(根據新訴訟標的理論,只需在同一主文作出統一的給付命令)。舊訴訟標的陣營通過選擇性合并理論回應了新說的質疑。根據該理論,競合的請求權之間處于選擇性的關系,法院支持其中的一個訴訟請求是另一個訴訟請求的解除條件,所以,不會出現兩個判決主文指向同一給付內容(即所謂“債務名義的雙重化”)的現象。然而,新訴訟標的理論陣營認為,選擇性合并的論述邏輯過于技巧化,有失自然。

  不過,在前述請求權競合的事例中,如果采用法條競合說(實體法上只存在一個請求權)的話,即便是在單純合并的條件下適用舊訴訟標的理論,也不會出現債務名義二重化的問題。此時,由于若干個實體法請求權必然會通過法條競合歸攏于一個請求權,舊訴訟標的的理論難點將被徹底克服。因此,有的學說嘗試通過解釋實體法的方式,找尋出在所有的請求權競合事例中(傳統的法條競合說只適用于一部分的請求權競合事例)成功識別出一個請求權的理論方案,使得訴訟標的的外沿能夠通過實體法請求權予以劃定。雖然通過全面適用法條競合的辦法,可以達到同時實現采用實體法說、不采用選擇性合并的效果。但在以實體法路徑解決請求權競合問題時,大多數學者選擇了將兩個同時滿足發生要件的請求權統合成一個請求權的統合請求權說。多數持該主張的學者,受到了新訴訟標的理論在請求權競合事例中將兩個請求權涵攝于一個訴訟標的做法的啟發。也就是說,以統合請求權說為前提、通過實體權來劃定訴訟標的范圍的學說,是在實體法框架內對新訴訟標的理論所提出的問題的回應。為了與傳統實體法說相區別,這種學說又被稱為“新”實體法說。

  三、基于既判力的失權與訴訟標的理論

  如前所述,新訴訟標的理論陣營認為,應擴張給付之訴時駁回訴訟請求判決既判力的失權范圍。但這種立場遭到舊訴訟標的理論陣營的激烈抨擊。對此,新訴訟標的理論陣營認為,為使失權正當化,法院應當通過行使釋明權(《日本民事訴訟法》第149條)向原告指摘其遺漏的法律觀點(實體法上的請求權)。由于日本的所有審級都允許當事人本人訴訟(換言之,任何審級都不采用律師強制代理),釋明的必要性很高。

  誠然,如新訴訟標的陣營所言,妥善的釋明權行使能夠為失權效的擴大化提供正當化依據。但如果法院怠于行使釋明權,未向原告指摘足以支持其訴訟請求的法律觀點,并作出駁回原告訴訟請求判決的,應當如何處理?一種回應是,原告擁有在上訴審中獲得救濟的機會,故無需將此視為問題。但是,如果原告是因根本未意識到而沒有在原審提出其他的實體法依據,上訴審時也不可能期待其補充提出。因此,最近的新訴訟標的理論認為,法院未向原告釋明其未意識到的實體法請求權時,該請求權不受駁回訴訟請求判決既判力之失權效的影響。也就是說,經由訴訟過程中程序保障實質化理念的洗禮,新、舊訴訟標的理論的代表性學者都作為前提的“訴訟標的=既判力的客觀范圍”的圖示,被修正為“訴訟標的≥既判力的客觀范圍”。

  此外,“訴訟標的≥既判力的客觀范圍”的圖示也可以從其他角度獲得論證。具體來說,既判力產生于法院以判決形式作出判斷的事項,因此,只有被判決明確否定的請求權才會受到既判力失權效的影響。這種觀點在訴訟標的論爭的全盛期由新訴訟標的理論陣營的學者提出,并在最近收獲了有力的支持者。

  新訴訟標的理論沒有撼動舊訴訟標的理論在裁判實務中的支配地位。但在昭和51年(1976年)之后,日本最高裁判所開始認為,原告在前訴被駁回訴訟請求后就同一給付內容再次起訴的,后訴的訴訟標的即便與前訴不同,也可能因誠信原則而被駁回起訴。也就是說,判例采用舊訴訟標的理論,但承認“訴訟標的≤既判力的客觀范圍”,這與新訴訟標的理論下“訴訟標的≥既判力的客觀范圍”的觀點出現了互相接近的趨勢。

  判例的立場轉換反過來又影響了理論。新訴訟標的理論的代表性學者新堂教授改變了原有立場,放棄了“訴訟標的=既判力的客觀范圍”的圖示,轉而提出在具體案件中基于前訴程序過程中的程序事實群來修正“訴訟標的=既判力的客觀范圍”圖示的新觀點。

  四、訴訟主體之間的功能分擔與訴訟標的理論

  新訴訟標的理論下的遮斷效擴大通過糾紛的一次性解決理念獲得了正當化依據,而新堂教授又將減輕被告在后訴中的應訴負擔作為了糾紛一次性解決理念的依據。這種保護被告的方法是父愛主義的。被告并不需要做任何主動的努力,其保護通過后訴法院適用既判力規則的方式實現。

  不過,也有學說在自我答責的語境下討論被告保護問題。例如,曾有學者在新訴訟標的理論的背景下提出過以下見解。具體來說,訴訟標的由原告起訴狀的記載內容確定。在訴訟標的的框架內,不僅原告有權將審理對象限定于特定的實體法請求權,被告也有權將審理對象擴充至其他的實體法請求權。因此,駁回訴訟請求判決既判力的失權效力只及于雙方當事人指定的作為審理對象的實體法請求權。也就是說,審理對象的確定過程被拆分為確定訴訟標的、確定實體法請求權兩個階段。其中,確定訴訟標的的權限仍然歸屬于原告,但確定實體法請求權的權限由原告與被告共享(需要注意的是,處分權主義的基本框架已發生重大變更)。此時,被告有權決定追加審理對象,以避免后訴中的應訴負擔。

  事實上,減輕被告在后訴中應訴負擔的目標,可以在不觸及處分權主義原則的條件下通過舊訴訟標的理論實現。即,原告以特定的給付內容為目的、將特定的請求權確立為訴訟標的時,被告因為具備就同一給付內容為目的的其他請求權提起消極確認之訴的期待可能性,故需要通過反訴時法院支持其訴訟請求判決的既判力來主動回避其在后訴中重復應訴的危險。

  五、實務上的訴訟標的理論

  如上文所述,日本的司法實務沒有接納新訴訟標的理論。這源于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新訴訟標的理論在執行力向口頭辯論終結后的承繼人擴張時(《民事執行法》第23條第1款第3項),面臨理論的困境。這一理論弱點早在訴訟標的論爭之初便被學者指出,并被最高裁判所昭和48年(1973年)6月21日判決所驗證。

  案件梗概:案涉土地登記于A名下,Y以登記是A與Y的通謀虛偽表示為由主張案涉土地的所有權,并以A為被告向名古屋地方裁判所提起了移轉土地所有權登記訴訟(前訴)。前訴的口頭辯論程序于1968年4月17日終結,同月26日法院作出判決,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后判決生效。另案中,X在善意狀態下,于1968年6月27日在A為被執行人的司法拍賣中競得案涉土地,并于同年7月22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此后,Y以X是前訴口頭辯論終結后A的承繼人為由,從名古屋地方裁判所獲得了對X的承繼執行文,對X實施強制執行,并于1968年9月16日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隨后,X以承繼執行文授予程序違法、Y的所有權移轉登記無效為由,以Y為被告,向名古屋地方裁判所提起本案訴訟,要求確認案涉土地歸X所有,并基于其所有權將案涉土地的登記名義移轉于X。名古屋地方裁判所審理后認為,“口頭辯論終結后的承繼人,不得提出與口頭辯論終結時原所有人與對方當事人之間生效判決相抵觸的主張,但得主張基準時之后的新事實”,以X屬于《日本民法》第94條第2款的善意第三人為由,支持了X的訴訟請求。Y控訴后,名古屋高等裁判所援引一審判決的裁判理由,駁回了Y的控訴。Y繼續上告,最高裁判所以如下理由駁回了Y的上告。

  裁判理由:案涉土地的所有權登記于A的名下。由于所有權取得登記的通謀虛偽表示無效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故X取得案涉土地的所有權,不受Y與A之間的前訴生效判決影響。因此,X不是A對Y所負案涉土地的所有權移轉登記義務的承繼人,Y不得以X作為A的承繼人實施強制執行。

  本案中,Y在前訴主張并經生效判決承認的請求權,是基于所有權的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因此,前訴口頭辯論終結后,X從A處獲得了所有權移轉登記,被作為了口頭辯論終結后A的承繼人(換言之,Y被認為擁有對X的基于所有權的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Y從X處取得所有權移轉登記。然而,前訴生效判決中被法院承認的請求權是Y對A的基于買賣合同的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由于買賣合同上的債務并不因登記名義的移轉而被繼承,僅以X從A處獲得了所有權登記為由,認可Y對X的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顯屬不當。根據新訴訟標的理論,前訴的訴訟標的是Y要求A完成所有權移轉登記的地位或者受給權,其實體法上的性質不是既判力與執行力的對象。所以,在執行文授予程序中,必須再行審查前訴生效判決中法院支持原告訴訟請求所依據請求權的實體法性質(具體到本案中,是否為基于所有權的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學理上將這種審查稱為“法的評價再實施”。本案中,法院書記官是授予執行文的法定機關,令其實施法的評價再實施,面臨法理與現實的嚴重障礙。其實,不僅是執行文授予的場景,在前訴判決生效后的各種程序中,都存在著法的評價再實施的問題,這成為了新訴訟標的理論無法被接納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為了使新訴訟標的理論下原告敗訴判決既判力的失權范圍擴大化獲得正當化依據,法官不得不在審判實踐中大量釋明。這種負擔感,也是法官們抵觸新訴訟標的理論的重要理由。盡管小室說、中野說、山本和彥說等一部分新訴訟標的學說實際上并沒有給實務造成過度的負擔,但一提起新訴訟標的理論,實務立即就會想到三月說和新堂說??梢哉f,過于經典的三月說與新堂說形成了標簽化的印象,而這種印象已經在新訴訟標的理論固定下來。

  不過,更重要的理由或許是新訴訟標的理論在主張責任、證明責任分配問題上的懈怠。在實務家之間,以訴訟標的作為基點來分配主張責任、證明責任的做法占據著支配性的地位,甚至成為了一種“信仰”。實務家們擔憂,在給付之訴時完全無視實體法性質的新訴訟標的理論,不能為主張責任、證明責任的分配提供指導性標準。然而實踐證明,德國實務采用了新訴訟標的理論(二分肢說),卻沒有出現主張責任、證明責任分配障礙,日本實務的擔憂不過是杞人憂天。盡管如此,日本的新訴訟標的理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判決效力客觀范圍擴張的問題,而沒有重視審理的過程,在此背景下形成的理論無法回應實務的擔憂,也屬必然。

  六、訴訟標的論的現狀

  2019年的今天,距離訴訟標的論爭的全盛時期已超過半個多世紀。訴訟標的理論早已失去曾經的榮光,以訴訟標的為主題的論文急劇減少。這種變化源于以下兩個原因。

  第一,訴訟標的概念喪失了作為民事訴訟理論“脊梁”的地位。在本文聚焦的原告敗訴時的既判力失權范圍問題上,“訴訟標的=既判力的客觀范圍”的圖示業已動搖。不僅如此,傳統理論上許多曾經以訴訟標的作為共同基準的問題,普遍找到了訴訟標的之外的、適用于各具體問題的固有判斷標準。日本學界認為,相比抽象的訴訟標的理論,對既判力、禁止重復起訴等具象問題的討論更加高效、務實。這種共識成為學界的共同財富。

  第二,民事訴訟法學自身定位的轉換。從實體法說(舊訴訟標的理論)、訴訟法說(新訴訟標的理論)以及新實體法說的爭鳴中可以看出,如何保持與實體法的距離是訴訟標的論爭的重要議題。訴權論的私法訴權論時期,訴訟法曾經長期屈身于實體法之下,被看作是從屬于實體法的輔助法。但是,隨著公法訴權論成為通說,訴訟法逐步產生了公法性的自覺,民事訴訟法學從以民法為代表的私法中獨立出來,并形成了作為獨立學科的內部認同。比如,既判力本質論的訴訟法說、當事人適格論的訴訟政策說、訴訟行為論的民法不適用說等等,或多或少都與這種民事訴訟法的身份自覺有關。新訴訟標的理論也不例外。然而,現如今民事訴訟法作為獨立學科的地位已經無可動搖,這時候,不再需要通過宏大的敘事強調民事訴訟法相對于民法的獨立性。在此意義上,新訴訟標的理論喪失了重要的背景。

  當然,以上兩個原因也與民事訴訟法自身的成熟有關。在此意義上,訴訟標的論爭是民事訴訟法學走向成熟最重要的契機,其在學說史上的奠基性意義,值得我們永遠傳頌。

  

作者簡介

姓名:山本克己(著) 史明洲(譯)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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