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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文物的解讀與信息主導型陳列的構建
2020年02月10日 11:08 來源:東南文化公眾號 作者:魏 敏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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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隨著現代服務理念、現代媒體技術和新型信息傳播方式的發展,博物館展覽模式由傳統的以實物為核心的藝術品陳列向信息主導型陳列轉變。系統的、綜合性的文物解讀對于構建展覽故事線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扒厥裰?青銅文明特展”“金色記憶——中國出土14世紀前金器特展”“盛筵——見證《史記》中的大西南”等文物專題展圍繞打破原生遺跡單位的器物組合展開,以文物組合的形式傳遞信息,使專題性的文物展示得以與宏大的歷史背景和特定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相結合,同時注意將重點文物作為重要的信息傳遞點安排在展線的重要位置,起到調動觀眾觀展情緒和控制展覽節奏的作用。

 

  一、信息主導的博物館展覽模式

  博物館以教育、研究和欣賞為目的,收藏、保護并向公眾展示人類活動和自然環境的見證物,而“展示”的模式卻一直隨社會發展而變化。傳統意義上博物館對古代藝術品的解釋遵從就簡原則,即盡量減少其他輔助信息,讓觀眾將注意力集中于展品本身。而這種僅從視覺觀賞的角度營造展陳氛圍的展示方式,對于大多數不具備鑒賞能力和相關歷史背景知識的普通公眾而言,難免顯得晦澀。同時,現代媒體技術和新的信息傳播方式的發展也使傳統的以實物為核心的展示方式不斷受到質疑和挑戰。20世紀80年代,新博物館學代表人物路德米拉·喬丹諾娃(Ludmilla Jordanova)指出,“博物館展覽中的物品必須被視為‘去脈絡化’(de-contexting)的普通物品,只有為其重構信息脈絡,才能讓參觀者重新認知它們,使其能夠在建立記憶、聯系和想象空間中發揮作用”。大衛·狄恩(David Dean)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提出了“信息主導型展覽”(information-oriented exhibition)的概念。在新的展覽體系中,展品本身不再是展覽的唯一焦點,而是信息傳遞的重要實證,且這種展覽模式比簡單的器物排列顯然更具教育意義(圖一)。莉薩·羅伯茨(Lisa C. Roberts)也認為信息在展覽中應該發揮核心作用:“選擇、分類、安排展品僅僅是基礎性工作,展品本身起到的作用取決于展覽的設計者希望它們傳達的信息?!?/font>

  圖一// 實物主導型陳列與信息主導型陳列

  近年來,信息主導的傳播模式也逐漸成為中國博物館展覽的發展趨勢。但從目前來看,大量的歷史文物專題展卻仍有相當強烈的“藝術品展示”的意味,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物闡釋視角和方法的限制:歷史文物大多被視為脫離原生環境的物品,按照其時代、類型、質地、用途或出土地等形成的分類方法和展示體系無法揭示文物與文物之間、文物與遺址之間乃至遺址與區域文化之間的內在邏輯聯系。同時,對考古材料幾乎不作任何加工的直接使用,導致展示內容僅僅局限于歷史文物的本體信息,難以達到“透物見人”的展示高度。根據展覽主題對博物館展陳中的考古文物和資料進行多層次、多角度、多學科的系統闡釋,使文物能夠與特定的歷史文化現象相聯系,賦予其情節性和故事性,才是信息主導型陳列的關鍵所在。

  強調“信息主導”并不意味著要降低文物尤其是精品文物在展覽中的地位。相反,文物所帶來的歷史真實感和實證意義是任何輔助展項均無法取代的,精品文物在展線中的合理定位對于調動觀眾情緒、控制展覽節奏至關重要。

  二、展覽策劃中的文物闡釋與信息傳遞

  1.文物組合與文化闡釋

  在各類文物專題展中,青銅文明展最引人矚目,展覽或通過各個時期青銅器組合反映中國青銅文明的發展脈絡,或集合某一特定區域、特定歷史時期的青銅器精品反映區域青銅文明的發展面貌,均帶有強烈的藝術品陳列的色彩。而成都博物館于2018年推出的原創性展覽“秦蜀之路 青銅文明特展”(以下簡稱“秦蜀之路展”)卻打破了以往青銅文明展的范式,在商周時期中國青銅文明高度發達的大背景下來考察川陜兩地青銅文明的特異性和文化聯系。最早見于文獻記載的蜀道,是開通于戰國晚期的金牛道,而要探究戰國之前的蜀道發展史,則需從考古材料入手。青銅器作為商周時期中國文明發展的重要標志物,對于構建商周時期秦嶺南北“早期”蜀道的發展面貌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展覽框架的搭建以考古發掘與研究成果為基礎,以時代和敘事主題相結合的方式展開,分為“序篇(云橫秦嶺)”“蜀與中原”“鳳鳥齊鳴”“秦入西蜀”“尾聲(大蜀道)”五個部分,打破了常規的以區域考古發現或遺跡單位成組展示的模式,根據各個部分所需體現的時代特征和主題,選取具有代表性的器物群作為切入點,配合其他能夠與之聯系的、反映主題的文物進行展示,闡釋商周時期秦嶺南北文化交流的深度與廣度。

  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于同年推出的“金色記憶——中國出土14世紀前金器特展”(以下簡稱“金色記憶展”)匯集了國內40家文博單位的350套先秦至元代的文物精品,以時代為序梳理了中國金器的發展脈絡,但展覽關注的并不限于金器的器型發展和工藝演變,而是將其置于中華文明的進程中來考察其意義,從草原游牧文明與中原農耕文明的碰撞,中西方多元文化的交融,不同地域、民族的審美意識、生活情趣與觀念信仰等方面闡釋中國獨特的黃金藝術。

  2.歷史考證與故事講述

  與上述兩個展覽通過對研究成果的整合來構筑展覽故事線的做法不同,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聯合西南地區十三家博物館共同主辦的“盛筵——見證《史記》中的大西南”(以下簡稱“盛筵展”)以《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的內容為主線,采用文獻與文物互證的形式,通過文物組合講述史書中的歷史文化故事。

  展覽根據《史記》的成書年代將展陳內容的時代下限定在西漢中期以前;“大西南”的提法扣住了展覽空間范圍;“見證”一詞闡明了此次展覽采用文獻與文物互證的表達形式,即考古學和歷史學研究中所倡導的“二重證據法”。展覽框架的搭建將考古發掘、研究成果與文獻資料緊密結合,以時代為序,以空間為敘事單元,呈現西南夷各族群獨特的文化面貌及相互之間的文化交流與民族融合。最后以“中華一統 絲路延綿”作結,通過“秦滅巴蜀”與“漢武帝開發西南夷”兩大歷史事件,闡述西南青銅文化消亡和君長林立局面的終結。展板中數處引用了《史記·西南夷列傳》原文,用以輔助觀眾找出展出文物與文獻相互印證的實例。針對該展覽的觀眾調查顯示80%以上的觀眾都曾閱讀過《史記》,無形中拉近了與觀眾的距離。相對于“秦蜀之路展”和“金色記憶展”依靠考古學、歷史學的研究成果來構筑故事線的做法,這也是該展覽的最大優勢所在,即絕大部分觀眾在觀展前就對展覽所涉及的時空背景有所了解,為理解展覽的主題和思路打下了良好基礎。

  3.信息傳遞與藝術欣賞

  強調展覽的主題闡釋圍繞打破原生遺跡單位的器物組合展開,以文物組合的形式傳遞信息,但并不意味著展覽放棄了對精品文物的重點闡釋和藝術烘托。相反,精品文物應作為重要的信息傳遞點被合理地安排在展覽的重要位置,起到調動觀眾觀展情緒和控制展覽節奏的作用?!扒厥裰氛埂睂鴮毤壩奈铩昂巫稹卑才旁谡褂[序廳,其用意是在展覽之初就激發起觀眾的觀展熱情。何尊臨近的展板以圖文結合的形式對其銘文內容進行了解讀,并以本次參展的青銅器圖片在何尊展柜后懸空拼成了何尊銘文中的“中國”二字(圖二)。這一設計不僅突出了何尊本身的歷史價值,同時也強調了一個重要的信息:即當時“中國”的概念已經萌芽,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格局已經形成,這與展覽所要傳達的商周時期早期“蜀道”的開通對文明融合發展的重要意義的主題是高度一致的。湖南省博物館于2019年“國際博物館日”對公眾開放的特展“根·魂——中華文明物語”(以下簡稱“‘根·魂’展”),以中華文明發展進程為序,分“文明起源”“青銅時代”“文明奠基”“天下一統”“文化交融”“大唐氣象”“寧靜致遠”“太和盛平”“開啟新紀元”等九個部分,卻只選用了30件精品文物,每件文物都享有超過40平方米的“獨立”空間,充分渲染了展品的觀賞價值。而突破傳統展陳方式的是每一件展品都被置于立體的歷史時空當中,從展品的器型紋飾、社會功用、藝術演變脈絡、社會影響等多個角度進行解讀,并照顧到了普通觀眾對專業知識的理解能力,將專業性的描述用圖解的方式非常細致、直觀地展現在觀眾面前,亦值得其他文物專題展借鑒。

  圖二// “秦蜀之路展”何尊的展示位置

  三、小結與探討

  “秦蜀之路展”“金色記憶展”“盛筵展”的展品組織雖都采取文物專題的形式,但專題性的文物展示與宏大的歷史背景和特定的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相結合,使其帶有強烈的“信息主導”色彩?!案せ辍闭沟恼蛊方M織雖不局限于某一類文物,但展覽對文物的解讀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廣度,亦是將藝術賞析和信息傳遞完美結合的經典案例。這些展覽的策劃思路和基本方法也可為其他類型的文物專題展提供借鑒。

  1.多學科的綜合解讀

  博物館展覽的闡釋方式從不是獨立發展的,它始終以考古學、歷史學的發展為基礎。20世紀80年代,過程考古學將復原文化歷史、復原人類的生活方式和重建文化過程作為考古學研究和闡釋的三個目標。后過程考古學家則認為在考古材料的闡釋方面,應該更加關注人類的世界觀和認知因素的解讀?!扒厥裰氛埂钡奈奈锝庾x即跳出了器物研究的表述性框架,賦予其文化意義;“盛筵展”雖然從《史記》的視角出發,但內容卻高于史書記載,囊括了文獻學、歷史地理學、考古學等多學科的知識,豐富、立體地重構了先秦至兩漢時期西南地區的文化面貌。

  2.展覽故事線的重構

  對文物或文物組合進行的多學科綜合解讀,并不是將各種研究成果簡單疊加置于觀眾面前,而是希望由此科學地構建一條能夠為普通觀眾所理解的展覽故事線,并通過相應的文物組合講述故事?!扒厥裰氛埂钡牟邉澮钥脊艑W為基礎,通過對考古材料的解讀和重構為觀眾呈現了先秦時期一條不見于文獻記載的文化通道,而“盛筵展”則將《史記》與真實的考古材料緊密結合,將歷史故事以“時間”和“空間”為線索真實地呈現在觀眾面前。這兩種展覽故事線的構建方式對于其他類型的文物專題展也有借鑒意義。

  3.重視文物本體的解讀

  如前文所述,強調展覽的主題闡釋圍繞打破原生遺跡單位的器物組合展開,并不意味著展覽放棄了對文物本體的解讀,重點展品在展線中的合理穿插對于調動觀眾情緒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針對“秦蜀之路展”和“盛筵展”的觀眾調查結果都印證了這一觀點。對于大多數沒有相關知識背景的普通觀眾而言,對歷史文物本身的描述性、知識性的闡釋也是重要的信息傳播點。而如何通過多樣的、生動的展覽形式將大量晦澀的文物信息轉化為觀眾所能理解的形式,則需要在實踐中持續思考。

  在具體的操作層面,博物館需要通過實踐來建立歷史文物的闡釋模型:根據展覽主題將“碎片化”的學術信息通過故事脈絡的重建進行整合,同時圍繞文物本身的歷史、藝術價值進行細節闡釋,而且不同層次、不同角度的信息闡釋應有機結合并合理放置在展覽信息的各個層級上。闡釋模型的構建不僅涉及千差萬別的歷史類博物館,還需要對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考古文物進行系統分類梳理,才能建立起具有普遍意義的闡釋機制,這需要在長期實踐中進行探討。而歷史文物的闡釋模型能否在大眾傳播中有效應用,尚需進一步的觀眾研究作為評價依據。

 

  作者簡介 魏敏(1983—),女,成都博物館歷史文物部副主任、策劃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館員,主要研究方向:博物館學、公眾考古學。

  (本文由作者據原文精簡,圖表注釋略,原文刊登于《東南文化》2019年第6期。)

作者簡介

姓名:魏 敏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齊澤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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