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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志愿者的動機和滿足感
2020年02月06日 10:31 來源:《國際社會科學雜志(中文版)》2019年第4期 作者: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供稿人均來自位于馬來西亞雪蘭莪州的馬來西亞普特拉大學(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農學院農業綜合經營與生物資源經濟學系(Department of Agribusiness and Bioresource Economics)。

  利拉納亞吉·拉馬林加姆(Leelanayagi Ramalingam),博士研究生。Email: [email protected]

  朱維達·沙里夫?。↗uwaidah Sharifuddin),高級講師(為本文聯系作者)。Email: [email protected]

  扎伊納爾·阿比丁·穆罕默德(Zainal Abidin Mohamed),農業經濟學教授。Email: [email protected]

  法茲林·阿里(Fazlin Ali),高級講師。Email: [email protected]

  導言

  包括美國、澳大利亞和新加坡在內的許多國家都在踐行城市農業,因為它有許多優點。城市農業被描述為在城市和城鎮使用集約化生產方式種植作物和飼養牲畜以獲取食物和達成其他目的的活動(De Bon et al. 2010; Pearson et al. 2010)。一直在實行城市農業的國家獲得了經濟、社會和環境效益(Orsini et al. 2013)。這是因為城市農業能夠創造收入,創造就業機會,減少貧困,促進糧食安全,整合社會,并通過回收城市廢棄物營造綠色環境(Faruqi and Al-Jayyousi 2002; Mkwambisi et al. 2011;  Orsini et al. 2013)。因此,城市農業被認為是解決各種問題的最佳方法,這些問題包括城市人口增長、失業率上升、城市貧困、城市糧食不安全、城市廢棄物處理等(FOA 2008)。在世界范圍內實施的城市農業,常見類型有居住性、配置性(allotment)、游擊性(guerrilla)、集體性、機構性、非營利性和營利性的城市農業(McClintock 2014)。參與這些類型的城市農業的人們所從事的活動包括:建立私人園圃、種植果樹、水產養殖、小規模農作、食物堆肥、農林復合、養蜂和飼養牲畜,以及培育可生產食物的綠色屋頂和可食用景觀(edible landscaping)(Mendes et al. 2008)。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FAO 2017)的統計,全世界大約有8億人在從事城市農業。

  在馬來西亞,到2050年,城市人口預計將達到總人口的85%。因此,開展城市農業意義重大,因為人民需要有足夠的食物(DOSM 2017)。此外,進口加工食品的數量逐年上升(MITI 2011, 2015)。這表明本地生產食物不足以養活馬來西亞公民。此外,食品價格每天都在上漲(MOA 2015)。因此,城市農業是減少糧食安全依賴他國的一條適當途徑。為了提高城市居民的意識,馬來西亞政府發起過兩項運動,分別是2006年的綠色地球運動(Green Earth Campaign)和2014年的城市農業運動(Urban Agriculture Campaign)。綠色地球運動是綠皮書運動(Green Book Campaign)的續篇,旨在種植作物、飼養牲畜用于自己消費。而城市農業運動是綠色地球運動的延續,旨在通過滿足社區的日常需要來降低其生活成本(MOA 2015)。

  馬來西亞城市農業的實施可分為個人、社區和機構項目三種類型。在城市居民家中從事城市農業,被稱為個人項目,而機構項目則是由來自學校、高校和政府機關等各種機構的個人對城市農業的集體參與。本研究的重點是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Community-based Urban Agriculture Programme),又稱社區園圃項目(Community Garden Programme),在此類項目當中,來自城市居民區的人們聚集在一起,作為志愿者在居民區的空間中踐行城市農業。馬來西亞政府希望,社區園圃項目能夠促進城市食品生產,并將生活成本和開支降至最低,因為社區園圃的產品將用于居民社區范圍內的本地消費、捐贈或銷售。因此,社區園圃項目被認為是一種社區群體性的志愿活動(Rateike 2015)。城市居民的動機和滿足感因其所參與的城市農業項目而異。在社區園圃項目下開展的活動,包括開放的滴灌施肥以及傳統園藝或有機園藝(organic gardening)(MOA 2015)。為此類項目提供支持的是與政府相關的組織,如馬來西亞農業及農基工業部(Malaysia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Agro-Based Industry, MOA)、馬來西亞普特拉大學(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UPM)、馬來西亞農業研究與發展研究所,(Malaysian Agricultur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MARDI),以及地方自治市政府,目的是通過提供建議、技術支持、培訓和資金以加強馬來西亞的城市農業。在得到政府組織的支持后,有幾個項目得到了實施,包括:太子城(Putrajaya)的普雷辛特8社區園圃;安邦再也(Ampang Jaya)的KRT 潘丹米哇社區園圃;梳邦(Subang)的USJ 6/7社區園圃;沙阿拉姆(Shah Alam)的第17區社區園圃;寺拉揚(Selayang)的拉曼BBS社區園圃,八打靈再也(Petaling Jaya)的錦榜林敦干社區園圃;加央(Kajang)的Sg.長社區園圃;以及吉隆坡的PPR拉雅帕邁社區園圃。然而,當項目未能吸引到足夠的志愿者并讓他們留下來、確定一個可持續的計劃時,這種項目就會遇到問題(The Star 2014)。因此,本文旨在確定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志愿者的動機維度與滿足感維度之間的關系,以便將來留住他們繼續作為志愿者。

  文獻評述

  根據休斯汀克斯等人(Hustinx et al. 2010)的研究,志愿服務是一種復雜的現象,因為它的定義必然是多學科和多維度的。罕迪等人(Handy et al. 2000)曾暗示,志愿活動與參與志愿服務的個體在其中所花費的成本和得到的收益密切相關,而亞歷山大等人(Alexander et al. 2015)則將志愿服務定義為一種不拿工資的服務,需要志愿者在時間、努力和技能發展方面具有某種責任感。此外,罕迪等人(Handy et al. 2000)具體指出,當一個人認識到機會成本高,但仍在一個公認的慈善機構做志愿者、參與具有挑戰性的志愿者活動,卻沒有從這些活動中獲取任何個人利益時,這樣的人就更多的被認為是志愿者。志愿者是人力資源的基本組成部分,也是包括社區園圃項目在內的許多非營利組織的唯一支柱(Shaw 2009)。為了了解誰會成為志愿者,為什么人們會選擇成為志愿者,以及是什么因素讓他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成為某項活動或某個組織的志愿者,人們進行過許多研究(Kim et al. 2010)。這是因為大多數非營利組織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招募、激勵和留住現有的志愿者來執行組織使命(Boezeman and Ellemers 2009)。因此,當志愿者短缺時,組織者就需要更有效地使用志愿者并讓人們的努力持續下去(Pauline and Pauline 2009)。除了志愿者的社會人口學特征外,研究者還對志愿者的動機和工作滿足感進行了研究,以期為那些主要依靠志愿者幫助的非營利組織所面對的問題提供解決方案。

  此外,志愿者的特征、動機和滿足感會因各種活動類型的不同而不同(Kristiansen et al. 2014)。因此,有必要研究志愿者的社會人口統計特征、動機和對特定活動的滿足感,以保持他們對特定類型活動的志愿精神??死锏热耍–lary et al. 1998)將動機定義為理解個人行動的關鍵建構,即激勵人們啟動、指導和堅持行動的原因、計劃、目標和目的。洛克(Locke 1969)將滿足感定義為當一個人對工作價值的感知得到滿足時的愉悅感。根據范·維亞寧等人(Van Vianen et al. 2008)的看法,每個人都有自己從事志愿工作的動機,動機的強度會影響其對組織的滿意度,這反過來又會影響其未來繼續充當志愿者的意愿。米萊特和加涅(Millette and Gagne 2008)發現志愿者的動機與滿足感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性,并清楚地證明,當志愿者的動機得到滿足時,其滿足感水平往往會更高(Pauline and Pauline 2009)。因此,了解志愿者的動機和滿足感,可以為一些問題提供答案,比如為什么人們會參與志愿服務,以及如何為一個組織招募并留住志愿者。

  動機是一個人參與志愿者活動的潛在原因(Giannoulakis et al. 2015)。大多數研究者都將志愿者的動機作為一個多維變量來進行研究(Claudia Nave and Do Paco 2013),因為一個人可能有一個以上的動機成為志愿者,在一群志愿者中,不同的動機可能會導致他們成為同一活動的志愿者(Houle et al. 2005)。例如,費舍爾和科爾(Fisher and Cole 1993)將動機分為心理需求、有意識的動機和感知到的利益,而莫洛-豪厄爾等人(Morrow-Howell et al. 2003)則從“物質的”、“利他的”和“社會的”這幾個方面對動機作了分類。米萊特和加涅(Millette and Gagne 2008)利用外部調節、內向投射、認同感和內在動機來衡量志愿者的動機。此外,克拉里等人(Clary et al. 1998)還曾利用“志愿者功能量表”(Volunteer Functions Inventory)來衡量志愿者的動機。他們確定了六種動機,即:價值觀(一個人的無私精神和對他人安康的人類福祉關懷),理解(踐行一個人的專業知識、一般知識、能力和學習機會),提高(個人成長和發展)、社交(社會互動),防護(減少罪惡感,避免個人問題)和職業生涯(志愿者與工作相關的利益)(Mykletun and Himanen 2016)。

  志愿者滿足感是一個人想要什么與其從志愿者工作中會得到什么這二者之間的矛盾元素(Chelladurai 2006)。人們曾運用眾多的理論如社會交換理論、雙因素理論、工作特征理論、自我決定理論、社會資本理論、志愿者滿意度指數等來研究志愿者的滿足感(Mutawa 2015)。此外,還有一些研究利用一些項目來衡量志愿者的滿足感。例如,邦和羅絲(Bang and Ross 2009)只用兩個問題來衡量志愿者的滿足感,而奧莫托和斯奈德(Omoto and Snyder 1995)則使用了14個項,包括5個有關滿足感的大項和給志愿者參與志愿工作經驗打分的9個維度,所使用的關鍵詞包括:獎酬、滿足、有趣、令人興奮、令人失望、重要、富于挑戰、令人愉悅和無聊乏味。

  根據克拉里等人(Clary et al. 1998)的研究,與志愿者滿足感相關的是以下二者之間的匹配度:志愿者參與志愿服務的動機;這些動機的實現情況。這表明,動機可能是預測志愿者滿足感的最佳指標。巴克曼(Bachman 2014)發現,動機與滿足感之間的關系最強。根據皮亞斯(Pearce 1983)的研究,當志愿者在社交、內在因素和服務方面的動機水平較高時,其滿足程度就會較高,這將導致較少的離職意愿。里塞爾等人(Reeser et al. 2005)發現,價值觀、利他主義、內在因素、外部因素等志愿者動機與2002年冬奧會、殘奧會志愿者的滿足感呈顯著的正相關。邦和羅絲(Bang and Ross 2009)指出,對體育的熱愛是一個重要的動機因素,對雙子城馬拉松志愿者的滿足感有顯著影響。除此之外,價值觀表達和職業生涯指引也是志愿者滿足感的預測因子。李等人(Lee et al. 2014)提到,愛國主義和內在動機等動機維度對滿足感有顯著影響,而利他主義和外在動機對滿足感則沒有顯著影響。邦等人(Bang et al. 2012)指出,價值觀、理解、社交和提高與滿足感顯著相關。動機和背景方面均可能被用來作為人們考慮作出停止為某個特定組織做志愿者的決定的因素。如此一來,僅關注動機層面以闡明志愿者放棄志愿活動的決定,可能是不夠的。因此,我們不能假定,離開的理由與志愿者從事志愿工作的常見動機是對稱的(Willems et al. 2012)。

  2015年,亞歷山大等人(Alexander et al. 2015)發現,16—24歲的女性對志愿服務更感到滿足,而海爾曼和澤雷爾(Hallmann and Zehrer 2015)研究發現,30歲以上的人對志愿服務更感到滿足。然而,根據他們的研究,性別與志愿者的滿足感并沒有顯著的相關性。庫里克等人(Kulik et al. 2016)指出,年齡和性別與志愿者的總體滿足感沒有顯著關聯。另一方面,本項研究發現,年長的男性志愿者對項目更感到滿足(參見Ramalingam et al. 2018)。因此,本研究的作者在研究志愿者的動機維度對滿足感的影響時,決定對年齡和性別加以控制。

  研究方法

  概念框架

  圖1顯示,對于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志愿者的動機,人們是運用8個維度來衡量的:防護、價值觀、職業、社交、理解、提高、對農作的熱愛和外部因素。隨之,在對年齡和性別加以控制的情況下,所有這些志愿者的動機維度均影響了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志愿者的滿足感。用來衡量這8個維度以及志愿者滿足感的概念定義和項目,如表1所示。

  人們提出了以下可供選擇的假設:

  假設1:在對年齡和性別加以控制的情況下,在以下二者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保護志愿者,讓其遠離煩惱、孤獨;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志愿者的滿足感。

  假設2:在對年齡和性別加以控制的情況下,價值觀與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志愿者的滿足感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

  假設3:在對年齡和性別加以控制的情況下,同職業生涯相關的益處與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志愿者的滿足感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

  假設4:在對年齡和性別加以控制的情況下,社交對象(social referents)的支持、贊賞與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志愿者的滿足感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

  假設5:在對年齡和性別加以控制的情況下,知識和技能的獲得與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志愿者的滿足感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

  假設6:在對年齡和性別加以控制的情況下,個人成長和發展的提高與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志愿者的滿足感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

  假設7:在對年齡和性別加以控制的情況下,對農作的熱愛與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志愿者的滿足感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

  假設8:在對年齡和性別加以控制的情況下,宣傳運動、支持團體、推廣部門、社區和政府政策等外部因素與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志愿者的滿足感之間存在顯著的相關關系。

  參與者

  本研究的研究人群為在社區基地從事城市農業的個體。研究在巴生谷地(Klang Valley)進行,因為大約26%的馬來西亞人口集中在巴生谷地,而第一個社區園圃于2008年在太子城推出。因此,研究樣本包括375名參與巴生谷地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的志愿者。

  調查問卷

  首先,本次調查包括7個評估基本的社會—生態—人口統計因素的問題,即年齡、性別、教育水平、就業狀況、收入、婚姻狀況和參與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的經驗,以便形成參與者概況。調查采納并修改了克拉里等人(Clary et al. 1998)的“志愿者功能量表”,以衡量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志愿者的動機。另外兩個維度,即對農作的熱愛和外部因素,與防護、價值觀、職業生涯、社交、理解和提高一起被包括在初始維度之內。因此,用來衡量志愿者動機的項從30項增加到40項。隨后,我們利用奧莫托和斯奈德(Omoto and Synder 1995)在原創性研究中使用的測量工具并對其加以改進,測量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志愿者的滿足感。共有 8個項被用來測量志愿者的滿足感。對于衡量志愿者的動機和滿足感的各項,我們使用李克氏 7 分量表(7-pointLik-ertscales)進行評估,分數從 1(非常不同意)到 7(非常同意)。

  數據收集程序

  本項研究的數據來自在巴生谷地參與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的 375 名志愿者。首先,文本作者聯系了巴生谷地的地方市政當局(安邦再也、加央、巴生、寺拉揚、雪邦、梳邦再也、八打靈再也、沙阿拉姆、吉隆坡和太子城),以獲得在其監督下的社區園圃的信息。在 10 個地方自治市當中,有 8 個執行了社區園圃項目。我們采用先發放后收取的辦法進行調查。如此,調查問卷被分發給經過隨機選擇的巴生谷地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的代表。隨后,我們要求這些代表向社區園圃的志愿者分發問卷。我們要求所有志愿者都回答問卷,并在兩周內將問卷返還其代表。一周后,我們給社區園圃的所有代表拔打提醒電話,通知他們研究人員將在下一周拜訪他們以收集問卷。一周后,從社區園圃的代表 那 里 收 集 問 卷 。本 研 究 的 回 復 率 為97% ?;跀祿占瘏^域的受訪者數量,如表 2 所示。

  數據分析

  針對研究對象,我們對收集的數據進行了描述性分析、探索性因子分析、信度分析、雙變量相關分析和層級性多元回歸分析。描述性分析法通過計算頻率和百分比來分析和呈現參與者的社會—生態—人口特征。除此之外,我們還采用描述性統計方法對每個志愿者的滿足感各項進行百分比、平均值和標準差的計算。對動機各項則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 (EFA),以確定動機的潛在維度。接下來,我們通過計算克隆巴赫系數 (Cronbach’s Alpha)進行信度分析,評估本研究中使用的每個潛在變量的內部一致性。我們采用雙變量相關分析法檢驗志愿者的動機維度與滿足感維度之間的關系。最后,在對年齡和性別加以控制的情況下,采用層級性多元回歸分析法調查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志愿者滿足感的決定因素。這些決定因素和滿足感被作為一種類似于總分的形式而納入分析(Stukas .2009)。

  結果與討論

  對受訪者社會—生態—人口學特征的描述性分析

  表 3 顯示了對受訪者社會—生態—人口學特征進行的描述性分析的結果。結果顯示,76% 的受訪者年齡在 40歲以上,54%的受訪者為女性。此外,結果還顯示,相當多的受訪者擁有中等教育程度。在就業情況方面,約 40% 的受訪者在私營部門工作,22% 的受訪者是家庭主婦,14% 的受訪者退休,最后 10% 的受訪者在政府部門工作。只有 6% 的受訪者每月收入超過 5000 馬幣。這一發現還表明,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已婚。最后,約 79% 的受訪者參與社區園圃項目的經驗不到兩年。

  滿足感各項的描述性分析

  表 4 為對滿足感各項進行的描述性分析的結果。大約 92% 的受訪者對其作為城市農業項目志愿者的總體經驗感到滿意。隨后是兩條陳述,其中 90%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作為城市農業志愿者的經歷是愉快和有趣的。接下來,有近 89%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期待能從事城市農業項目的志愿者工作。此外,89% 的受訪者一致認為,其作為城市農業志愿者的經歷令人滿意、值得、令人興奮。最后,88% 的受訪者提到,其作為城市農業志愿者的經驗很重要。結果表明,大多數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志愿者對其在項目中的經歷感到滿意。

  表 4 還顯示, “我作為城市農業志愿者的經歷是愉快的”的平均值最高,達到5.84;其次是“我對我作為城市農業項目志愿者的經歷總體上滿意”(5.76)和“我作為城市農業志愿者的經歷是有趣的”(5.74)?!拔移诖鑫业某鞘修r業志愿者工作”的平均值為 5.69, “我作為城市農業志愿者的經歷是重要的”的平均值為 5.68, “我作為城市農業志愿者的經歷是值得的”的平均值為 5.63。與“我作為城市農業志愿者的經歷令人滿意”和“我作為城市農業志愿者的經歷令人興奮”相關的陳述的平均值最低,分別為 5.6和 5.56??梢钥闯?,受訪者的許多表述都表示滿意。

  志愿者動機的探索性因子分析

  我們對 40個動機項進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采用最大方差旋轉法(varimaxrota-tion)進行主成分分析,得到 5 個維度,即社交、職業生涯、外部因素、對農作的熱愛和價值觀。實施動機項的探索性因子分析后,僅余 26項。這些維度與最初的研究不同。然而,這是可以接受的,因為維度可能會因獨特群體而有所不同(Clary .1998)。

  變量的信度分析

  進行信度性分析,是為了確定在本研究中使用的變量的內部一致性。由表 5 可知,滿意度的克隆巴赫系數為 0.943。在動機維度中,對農作的熱愛的克隆巴赫系數最高,為 0.948,而價值觀的克隆巴赫系數最低,為 0.894。根據喬治和馬勒里(Georgeand Mallery 2003)的經驗法則,大于 0.8 的克隆巴赫系數表明,所有變量都具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

  動機維度與滿足感維度間的皮爾森雙變量相關分析

  進行皮爾森雙變量相關分析,是為了考察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志愿者的動機維度(社交、職業生涯、外部因素、對農作的熱愛、價值觀)與滿足感維度之間的關系。表 6總結了雙變量相關分析的結果。本研究表明,社交、職業生涯、外部因素、對農作的熱愛、價值觀與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志愿者的滿足感呈顯著正相關(r分別等于0.634、0.508、0.726、0.719、0.625;p<0.001)。結果表明,隨著社交、職業生涯、外部因素、對農作的熱愛和價值觀的分值的增加,志愿者的滿足感也有所提高。

  年齡、性別、動機維度與滿足感維度間的層級性多元回歸分析

  由于動機的所有維度都與志愿者的滿足感相關,因此,在對年齡和性別等社會人口統計變量加以控制的情況下進行層級性多元回歸分析,是為了在考慮這些因素的共同變量的同時確定最佳預測因子。本回歸分析的因變量為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志愿者的滿足感。層級性多元回歸分析的結果見表 7。首先,年齡和性別作為控制組被輸入,其中年齡(β=0.143,p<0.01)有顯著影響,這第一步解釋了滿足感變量中 3.2%的方差。接下來,在第二步中,包括社交、職業生涯、外部因素、對農作的熱愛和價值觀在內的動機維度進入層級性回歸分析,結果發現,志愿者的性別 (β=-0.071,p<0.05)、社交(β= 0.166,p<0.01)、外部因素(β= 0.323,p<0.01)、對農作的熱愛(β=0.277,p<0.01)和價值觀(β= 0.145,p<0.01)意義顯著,解釋了額外的 62% 的志愿者滿足感方差。最能預測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志愿者滿足感的是外部因素,其次是對農作的熱愛、社交、價值觀和性別。調查結果匯總如表 8所示。這顯示,當社區園圃項目獲得政治和社會支持時,志愿者的滿足感程度較高。這是因為大多擔當社區園圃志愿者的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在2500馬幣以下,經驗不足兩年。因此,政府組織和社區提供的建議、技術支持、培訓和資金使他們對項目感到滿意。

  建議和結論

  在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志愿者中進行的本項研究,在對年齡和性別加以控制的情況下,使用結構化問卷確定了志愿者的動機與其滿足感之間的關系。我們采用經過改良的“志愿者功能量表”測量志愿者的動機,并對奧莫托和斯奈德研究(Omotoand Synder1995)中采用的志愿者滿足感測量項加以改編,以測量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志愿者的滿足感。對滿足感各項的描述性分析表明,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志愿者對參與這種項目感到滿足。本項研究通過探索性因子分析,得出了一個與之前有人提出的動機功能不同的因子結構。我們發現的 5個因素是社交、職業生涯、外部因素、對農作的熱愛和價值觀。其次,信度分析的結果顯示,用來衡量動機和滿足感的各項是可信的,其他研究人員可以將其用于未來的研究。雖然皮爾森雙變量相關分析顯示,社交、職業生涯、外部因素、對農作的熱愛、價值觀與志愿者的滿足感顯著相關,但層級性多元回歸分析結果表明,職業生涯并不是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志愿者滿足感的顯著預測因子。因此,本研究證明,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中的活動若能滿足外部因素要求,其次是滿足志愿者對農作的熱愛、社交和價值觀功能要求,就會增進志愿者的滿足感。許許多多的研究從實證角度說明,與受社交激勵的老年人相比,激勵年輕人成為志愿者的是聚焦自我的動機,如職業生涯、理解和提高等(Bang 2015;Briggs .2010; Clary . 1998; Okun and Schultz2003;Stukas .2008)。一些研究人員還指出,價值觀與職業生涯之間存在微弱的或不顯著的相關性(GreensladeandW hite2005;Moreno-Jimenezand Villodres2010;Okun andSchultz2003)。由于本研究的大多數受訪者年齡在 40歲以上,所以激勵他們的往往是社交動機,而不是個人動機。因此,在社區園圃項目志愿者中,隨著年齡的增加,與職業生涯相關的動機(個人動機)會降低。

  理論意義

  將外部因素和對農作的熱愛用作另外兩個維度,對社區園圃志愿者的工作動機加以研究,從而使“志愿者功能量表”這個六維度模型得以擴展。結果表明,經過修改的“志愿者功能量表”決定因素增強了該框架的預測能力,使之超越了社會人口變量的貢獻。修改后的“志愿者功能量表”模型的各個組成部分解釋了影響社區園圃項目志愿者滿足感的最終方差量。此外,研究發現,外部因素和對農作的熱愛是最大的動機因素,其次是社交和價值觀。這與邦和羅絲(Bangand Ross2009)以及范茜克勒等人(VanSickle .2015)的研究結果不同。這是因為,在 2009年,邦和羅絲明確指出,價值觀、職業生涯和對體育的熱愛是志愿者滿足感程度的最佳預測因子,而范茜克勒等人在 2015 年則指出,社區參與、個人成長、職業生涯定位和對體育的熱愛是志愿者滿足感在統計學上的顯著預測因子。洛夫等人(Love .2011)的研究結果表明,與價值觀和體育興趣相關的動機對滿足感有正面影響,而與職業生涯相關的動機對滿足感有顯著的負面影響。社區園圃項目本質上是一種農作活動。因此,它吸引了那些因對農作感興趣而產生很大動力的城市居民。然而,大多數在社區園圃做志愿者的居民都屬于低收入階層,馬來西亞的人均收 入 為 3500 馬 幣 (Ministry of FinanceMalaysia2018)。此外,他們的經驗不到兩年。因此,這群人仍然在尋求支持網絡的幫助,并希望有人能提供教育和其他資源來為其志愿工作提供便利。其結果是,當支持團體、推廣部門和社區伸出援助之手時,就會使他們的愿望得以實現,并使其對社區園圃項目的經歷感到滿足。因此,經過修改的“志愿者功能量表”也許可以作為一個適當的初步概念,用以確認志愿者在項目中的滿足感。

  實踐意義

  盡管存在一些局限性,但本項研究的結果對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的可持續性具有重要意義。政府需要調動動機因素,作為滿足項目志愿者的一種策略。這也許可以確保志愿者在一段較長的時間里參與此類項目。外部因素、對農作的熱愛、社交和價值觀是作為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志愿者的城市居民的滿足感的重要預測因素。因此,對于政府組織而言,讓志愿者受到外部因素、對農作的熱愛、社交和價值觀的激勵頗為重要。外部因素包括宣傳運動、政府政策和推廣服務部門。所以,聚焦于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的政策和宣傳運動,將激勵志愿者并給他們帶來滿足感。借助政策,馬來西亞政府可以為社區園圃項目的發展提供資金。然后,在宣傳運動期間,組織者可以安排社區園圃之間的比賽,選出優勝者。這將鼓勵城市居民的持續參與。政府推廣部還需要改進服務,以進一步動員志愿者。因此,該部門應開展培訓和講習班,以提高志愿者在社區園圃項目中的才干、能力、生產力和績效。其次,對農作的熱愛反映了城市居民對農作的熱情和城市農業項目的吸引力。因此,對于地方政府來說,為了在城市居民中培養對農作活動的興趣,使社區園圃項目盡可能富有吸引力和饒有趣味,這一點至關重要。例如,地方政府可以向居民提供利用回收材料來美化社區園圃的理念,而不僅僅是傳授農作技術。城市居民受到鼓勵,參加城市農業項目,還因為人們認為這樣做會受到重要社交對象的贊賞。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應在社區鄰里當中具有良好的形象。這樣社區里的人們就會對此類項目產生興趣,對其給予很高的評價,并使之成為社區鄰里的一項常見活動。

  局限與未來方向

  本研究報告的一個局限性是,數據僅來自巴生谷地的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的志愿者。因此,未來的研究者可以將馬來西亞其他地區的社區型城市農業項目志愿者包括進來。這樣,研究者將能夠進行比較研究,了解“志愿者功能量表”的各個維度在確定志愿者留下來的意愿時是否存在差異。此外,這樣做還可以將更多的志愿者樣本包括進來,從而提高研究成果的普遍適用性。本項研究只考慮了積極參與此類項目的志愿者。對退出此類項目的志愿者進行后續訪談,可能有助于了解那些導致其對項目感到不滿意并離開的因素。這將有助于獲得授權的組織改善此類項目,并促使志愿者留下來,因為與現有的志愿者相比,留住這些人,可能需要不同類型的動機因素。

  作者:利拉納亞吉·拉馬林加姆   朱維達·沙里夫丁   扎伊納爾·阿比丁·穆罕默德   法茲林·阿里

  〔邵文實譯〕

  

作者簡介

姓名: 工作單位:馬來西亞普特拉大學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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