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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釋“關系”作用的上升趨勢?
2020年02月10日 09:46 來源:《社會學評論》Vol.8 No.1, Jan.2020 作者:邊燕杰 繆曉雷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作者:邊燕杰(西安交通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實證社會科學研究所所長,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社會學終身教授);繆曉雷(西安交通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研究生)

  內容提要:本文聚焦于改革開放時期“關系”作用的變遷趨勢。將關系作用置于市場化和體制變遷的視域下,其變化趨勢存在穩定、上升、下降等幾種可能,學者們就此發表了不同的理論觀點和實證研究成果。本文從關系作用趨勢的學術爭論入手,從文化慣習和經濟結構的雙重制約視角,討論了它們對關系作用空間變化的影響,提出了體制不確定性與市場競爭性交叉影響的分析框架,并用1978-2014年的求職調查數據檢驗了相關研究假設。研究結果支持“關系作用上升論”:將關系資源區分為信息與人情兩個不同類型之后,兩種關系資源在改革開放時代都保持著上升趨勢。結論中,作者提出“關系”是一個變量的觀點,其行為意義在五個層次之間發生變化,即:聯系紐帶、情感紐帶、情義紐帶、互惠紐帶、交易紐帶。這為推動關系社會學研究提供了可資參考的新的概念框架。

  關鍵詞:關系;勞動力市場;求職網絡;改革時代的中國

  中國改革開放40余年的社會變遷是多方位的,很難一言以蔽之。本文聚焦一個富有爭議的學術話題,即“關系”的作用在改革開放時期的變化趨勢。從經驗數據上看,關系作用的變化趨勢無論是上升、下降、還是穩定不變,都涉及了如何看待市場化不斷增長的宏觀背景下,人際社會關系如何發生變化的問題。人際社會關系的發展變化是社會學研究的一個根本問題,我國改革開放時期關系作用的變化趨勢也引發了國內外學者極大的研究興趣,但是觀點相斥、視角交叉、結論不一。筆者認為有必要對這一問題給予明確的理論判斷和系統解釋,并基于經驗事實提出系統的實證分析。為達此目的,本文將集中討論四個相關問題:第一,關系作用趨勢的學術論爭;第二,關系作用的雙重制約;第三,勞動力市場的關系作用空間;第四,關系概念的再思考。

  一、關系作用趨勢的學術論爭

  關系,無論日常生活還是學術領域,是指個體之間的紐帶聯系。在社會網絡分析領域,作為紐帶聯系的關系概念,并不是指階級關系、政治關系、社會關系等概念中那種理論抽象的聯系性,而是指彼此相識、互相來往、情義相篤、資源交換的人際關系(Bian,2006)。在我國文化中,關系一詞具有感情、人情、面子、回報等豐富的行為內涵(翟學偉,1993)。這超出了英語學術文獻中的relation或connection的語詞含義,所以不做翻譯,直接使用漢語拼音guanxi(斜體表明外來語)(邊燕杰、張磊,2013)。在國際學術界,如果從胡先縉1944年在《美國人類學》期刊上發表“中國人的面子概念”一文開始(Hu,1944),關系研究正式進入西方社會科學研究視域,75年來,特別是我國改革開放以來的40余年,積累了豐厚的理論和實證研究成果,也引發了究竟如何評價市場化過程中關系作用的變化趨勢的學術論爭(Bian,2018)。由于論爭的歷史起點是改革開放之前的計劃經濟時期,所以我們選擇這一起點展開討論。

  01改革開放前的關系作用

  改革開放之前的計劃經濟時期是公有制一統天下,經濟資源的統分統配是主要的體制特征。這一體制特征的社會行為意義可從城鎮勞動力資源的統分統配得到一些基本的認識。1956年開始的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開啟了勞動力的統籌分配政策,國家控制并集中分配城鎮工作崗位,職業終身制和勞動力使用的“單位所有制”并舉,由此產生的“充分就業”和“大鍋飯”式的經濟平均主義,被錯誤地認為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吳敬璉,2002)。當時,“服從分配”是普遍的社會行為規范,而“自謀職業”則是極少數傷殘貧弱居民以個體勞動者身份來獲得生活來源、維持生計的一種補充性制度安排。數據表明,在“文革”結束、改革開放即將開始的1978年,全國城鎮勞動力的99%以上都安置在全民所有制部門和集體所有制部門,個體勞動者不足1%(國家統計局,1984)。

  上述制度安排被國際學界稱之為社會主義再分配制度(Szelenyi,1978)。該制度下,直接生產者(工人、農民、其他勞動者)將其生產剩余全數上交國家,國家按照計劃目標沿著行政“條塊”體系由上至下分配人、財、物等各種經濟資源,統一管理產、購、銷等各種經濟運行環節(Bian,1994)。根據魏昂德(Walder,1986)對于國有企業的研究,再分配經濟造就了一個“組織化依賴”的社會運行體系:單位依賴國家以獲得各種再分配資源,職工依賴單位以獲得吃穿醫住行等生活必需品,個人依賴對黨的忠誠和對直接領導的追隨而獲得政治上的認可、事業上的機會、物質上的優惠。在魏昂德看來,最后一種組織化依賴尤為重要,因為個人對于政治核心的依賴程度決定著他們的生存機遇,其關鍵機制就是“工具性的特殊主義關系”(instrumental particular-ties)的建立和運用。也就是說,個人通過與上級領導建立穩定的特殊主義關系,完成工具性交換,實現個人利益的滿足。魏昂德將這種特殊主義稱為“有原則的特殊主義”(principled particularism),即對政治信仰的忠誠在實踐中變成了對單位領導的個人忠誠。

  對于改革開放前的普通公民而言,由于資源再分配是國家主導的、各級干部執行的,因此利用個人與各級干部的私人關系獲得再分配資源成為一種體制性的特征,無論是城鎮工作單位,還是農村人民公社,皆為如此(Bian,1994; Yang,1994; Yan,1996; Kipnis,1997)。城鎮職業工作是一個特別引人注目的再分配資源,引發了很多學者的研究興趣。在工作分配的過程中,國家勞動部門首先按照教育水平和職業培訓將城鎮等待分配的青年統一配置到不同的工作單位,這些青年人在各個單位內再分配一份具體的工作,為此他們的關系作用發生在兩個方面:首先是動員可能的關系力量進入一家“較好”的單位,然后是動員可能的關系力量在單位內部獲得一份“較好”的工作崗位(Bian,1997)。

  什么是“較好”的單位和崗位呢?其標準當然存在個體差異,但對于每位等待分配的青年而言,他們對于“較好”的單位和崗位都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期待,問題是決定這個期待高低的關鍵要素并不在于個人教育水平,而在于能否有一個“關系人”在單位和崗位分配過程中發揮了“關鍵”作用(Bian,1994)。職業分配是這樣,其他資源分配也是這樣。楊美惠(Yang,1994)將掌握分配資源的“關鍵人”稱作“看門人”,而她在中國城市的觀察表明,所有的再分配資源都有“看門人”守護,而與“看門人”建立了私人關系,人們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種種限制,獲得這些再分配資源,小到包括國營商店出售的瘦肉、門診醫生開具的病假條、一張確定班次的火車票、預定任何酒店房間的單位介紹信,大到家用電器購買證、住房指標、崗位調動名額、晉升機會等等。由于和“看門人”建立私人關系的核心機制是禮品交換,所以楊美惠稱毛時代的再分配經濟為“禮品經濟”(gift-economy)。

  上述研究表明,改革開放前關系作用的前提條件是國家的壟斷、資源的稀缺、流通的封閉、市場的缺位。為此,人們自然會聯想到,改革開放之后,在市場化不斷上升的新形勢下,這些宏觀經濟條件發生了根本變化之后,關系作用是否退出了歷史舞臺?

  02改革開放后的關系作用

  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體系施行“雙軌制”,即計劃體制和市場體制的并存?!半p軌制”的表現是多方面的:在勞動力配置方面,國家分配和市場配置兩種渠道并存;在商品價格上,政府定價和市場議價兩種機制并存;在生產領域,計劃內資源調撥和計劃外資源購買兩種方式并存;在工資發放上,預算內收入和預算外收入兩種收入來源并存(Naughton,1995)。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后,我國經濟改革進入全方位的深化發展階段,非國有部門擴張迅猛,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涌入城市,國有企業實行裁員增效改革,出現大批下崗、待業職工。在“抓大放小”政策下,主要行業和企業巨頭重組的大型經濟集團依然由國家調控,并受中央、省、市各級政府監管(Keister,2000)。因此,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是一個經濟轉型的動態過程,趨勢是越來越偏離再分配經濟,越來越向市場經濟靠攏。針對經濟轉型過程中關系作用的內在邏輯,學者觀點相異,具有代表性的是市場轉型論和權力維續論。

  市場轉型論認為,市場化是資源配置機制的變更,是由再分配機制向市場機制的過渡和轉型。這種過渡和轉型既是漸進的過程,也將權力和資源從再分配者轉移到直接生產者,即從計劃官員和分配官員轉移到企業家、專業技術人員、工人和農民的手中。所謂市場轉型,指的就是資源配置從再分配向市場的轉變,從而導致社會分層機制的兩個相互關聯的革命性變化:一是政治權力和政治資本的貶值,二是專業技術能力和人力資本的升值(Nee,1989)。與此同時,市場轉型還意味著,國家計劃管控的垂直供銷關系的弱化和萎縮,待之而起的是生產商之間的橫向合作關系的強化和擴張(Nee,1992)。市場轉型論的推論是,魏昂德關于“有原則的特殊主義”的關系作用邏輯,將隨著市場化的提升不斷式微,最終退出經濟領域的歷史舞臺(Guthrie,1998)。

  權力維續論與市場轉型論的核心判斷是針鋒相對的。權力維續論認為,市場化不僅是經濟運行機制、經濟產權的變化,更重要的是經濟過程與政治過程的相互影響和相互協調(Bian&Logan,1996;Parish&Michelson,1996;Zhou,2000)。中國的經濟改革是在政治制度不變的條件下,以漸進的方式進行的,行政機制和市場機制同時發揮作用。所以,市場機制推動了人力資本的升值,而行政機制又維系了政治資本的力量。因此,伴隨著市場化過程,社會分層機制將出現兩種重要的變化趨勢:一是“雙軌制”條件下,隨著經濟的增長,政治資本和人力資本將同時增值,而不是一方貶值、一方增值(Bian&Logan,1996);二是“抓大放小”的產權改革之后,國家出于政治穩定和實現國家意志的需要,將繼續維護國有部門的壟斷地位,在富有戰略地位的相關產業形成“國進民退”的格局,從而加強政治權力的經濟基礎,強化政治資本的作用(Bian,2002a)。在權力維續論視野中的社會分層體系,社會網絡關系的作用同樣持續,因為政治權力運作預示著人為成分在各種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是消退,而是維持,甚至是加強。為此,縱式關系不會像市場轉型論期待的那樣不斷式微,相反地,通過強關系尋找實權人物而獲得政策傾斜和市場機會,從而得到人情回報的空間將會增大(Bian,2002b)。

  03關系作用變化趨勢的“辜-楊論爭”

  市場轉型論和權力維續論間接地涉及了關系作用的變化趨勢問題。事實上,關于關系作用在改革開放時代的變化,已經構成了一個獨立的研究議題。這是因為,計劃經濟時代“組織化依賴”的社會運行方式正在接受市場化的洗禮,那么在“組織化依賴”日益變形和消失的改革開放時代,關系的命運,特別是在經濟領域中的作用及其變化,便成為一個人們開展獨立研究的議題。但是,由于學者們的經驗觀察各有不同的區域,持有不同的視角,又獲得了不同的實證分析結果,所以他們關于關系變化的理論判斷是針鋒相對的,為此引發了一場持續不斷的學術爭論,集中反映為“辜-楊論爭”。

  “辜-楊論爭”發軔于辜瑟瑞于1998年在《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上的一篇論文(Guthrie,1998)。辜氏當時是一位青年社會學者,博士學位就讀于思想活躍的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中國季刊》的論文就是他的博士論文的核心部分。這篇論文有兩個要點。一是,經驗觀察上,辜氏在上海開展了國有企業管理者的訪談。訪談涉及了很多問題,包括企業和員工的雇傭、供應商和銷售商的選擇、企業內部的各項經濟決策過程等等,在這些企業運行問題上辜氏的關注點是關系的作用。他的訪談對象告訴他,關系作用已經式微,不重要了。二是,辜氏對于他的經驗觀察做出了理論推論。他認為,中國的關系其實質是人情交換,是非理性的:再分配時期“組織化依賴”的企業運行模式下,國有企業接受的是“軟預算約束”,無論盈虧國家統收統配,多了上交、虧了補貼,為此管理者可以不顧及企業的產值和利潤,非理性地雇傭關系人推薦的待分配者,無論其能力高低,只看推薦人與自己的關系遠近親疏。但在經濟改革日益深入的條件下,即使國有企業也越來越受“硬預算約束”,自負盈虧,全面理性,所以決不會顧忌關系人的推薦,只考慮企業的效益,使得關系的作用日益下降。根據這些推理,辜氏在其1998年論文中旗幟鮮明地提出了“關系下降論”,并于4年后進一步擴展他的論證,引發了學術界的廣泛矚目(Guthrie,1998,2002)。

  廣泛矚目的后果是支持與討伐的同期而至。支持者認為辜氏的理論邏輯是令人信服的,關系下降趨勢是符合市場轉型論的理論預測的,所以進一步開展實地調查,收集經驗數據,為關系下降論提供新的例證。有兩項求職研究的實證結果提供了觀察發現。一是韓澤爾(Hanser,2002)發現,對于20世紀90年代的初職獲得者,無論進入新興的市場部門,還是進入改革后的國有部門,關系都沒有發揮作用。韓澤爾的解釋是,就像辜氏所說,無論國有還是非國有的雇主,對于工作申請人的篩選是按照經濟理性來進行的,只看其資質,不看其關系。二是黃先碧(Huang,2008)發現,到深圳求職的大學畢業生,云集招聘大廳,她訪問了很多人,其中有些人確實動用了個人關系渠道,但是這些關系渠道并沒有起什么作用,因為雇主只看求職者的個人能力,不看他們的社會關系。黃先碧的解釋是,深圳的高端勞動力市場已經形成,本科畢業的高校信號和個人在面試時所表現的各種能力,使得關系的作用撞了南墻,產生了“邊界”(limit),失效了。

  美國知名人類學家楊美惠(Mayfair Yang)也是基于實地觀察開展關系研究的,而不是系統抽樣的調查研究,但是她的觀察結果和理論觀點與辜瑟瑞完全相反,引發了所謂的辜-楊論爭。楊美惠研究關系的早期著作《禮物、關系學與國家:中國人際關系與主體性建構》,發表于1994年,2009年翻譯為中文(楊美惠,2009),對于計劃經濟時代和改革開放初期關系在城市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做了非常詳實的觀察和分析。當她讀到1998年辜氏論文后,發現辜氏反對她關于關系作用的結論,當時未做出反應,但當辜氏2002年再次以她的觀點和研究作為批判靶子的時候,她反擊了,于當年在《中國季刊》發表了長篇論文,對辜瑟瑞的研究從理論概念、哲學思考、方法論等方面提出了全面的質疑和批判(Yang,2002)。

  在楊美惠看來,辜瑟瑞的理論結論是研究簡單化的體現。辜氏將研究重點放在了上海少數大型國有企業上,范圍有限,而他的訪談是表面性的,草率從事。她認為,市場化的重要成果之一是消費品市場的充分發展,所以在獲得消費品方面關系不再起作用,是不足為奇的。但是,關系起作用的宏觀條件是短缺經濟,所以在市場經濟發展的某些領域,只要存在短缺性,特別是國家持續控制的領域,關系的作用就一定還起作用。例如與政府相關的合同、進口指標、銀行貸款、稅收政策、市場信息等。這些新興形式主要發生在需要與國家打交道的經濟領域,關系在這里找到了發揮作用的新空間。楊美惠將關系總結為彈性制度下的適應機制,不斷創造和再現新的行為表現形式。因此她認為,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后,關系的影響將持續存在。

  社會學家張光琦(Chang,2011)支持楊美惠的觀點。她將關系視作獲取稀缺資源、連接權力資源、嵌入信息互惠的社會網絡行為策略。在她看來,關系永遠不會消失,關系的使用隨著制度不確定性的程度而變化,資源配置、信息傳遞和市場競爭的不確定性越大,關系的重要性和工具效用就越大。如果說辜瑟瑞受新古典制度主義的影響,提出了市場理性制度觀,那么楊美惠、張光琦則認為關系深深根植于中國文化,具有彈性地適應經濟制度變化的特性。所以,進一步理解關系在改革開放后的變化,需要尋找合適的場域,綜合文化、制度、市場等多種因素進行考量。

  二、關系作用的雙重制約

  “辜-楊論爭”引發了我們對于關系作用的深入思考,涉及微觀和宏觀兩個層面。微觀層面,關系的作用發生在兩個相互聯系的社會行動者之間,即求助者和關系人,前者向后者尋求實質性的幫助,后者在風險-收益的博弈中提供幫助,是一種人情交換的人際互動行為(Wellman et al.,2002;邊燕杰、孫宇,2019)。宏觀層面,任何人情交換行為雖然存在于每個文化體和社會體之中,但其發生率和有效性在文化體之間和社會體之間存在極大差別,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社會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證,這是帕森斯社會結構和社會行動理論的核心內容(Parsons&Shils,1951)。為此,在我國改革開放40余年的背景下深入研究關系作用的變化,必須從宏觀層面提出分析性框架,就人情文化的持續性和經濟結構的變異性兩個方面給出恰當的理論分析。

  在本文的這一部分,我們基于第一作者的前期研究,對這一框架所包含的社會文化和社會結構兩個方面給予理論分析,概括為“文化慣習制約”和“經濟結構制約”。制度經濟學的杰出學者、2009年經濟學諾獎獲得者奧利弗·威廉姆森曾提出了一個重要觀點,他認為文化慣習是相對穩定的,千年一變,而經濟結構的變化相對較快,十年一變(Williamson,1993)。我們無須糾纏他的論點的具體實證結果,但是他關于文化慣習的穩定性和經濟結構的變異性給了我們極大啟示:在文化慣習制約方面,我們應該特別注重我國數千年累積下來的那些穩定性的文化慣習制約要素;而在經濟結構制約方面,我們應該特別觀察近40年來究竟哪些經濟結構制約要素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就是我們關于關系變遷的雙重制約論點。

  01文化慣習制約

  文化慣習對于關系作用的制約,可以借助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Bourdieu,1989)的“場域-慣習”論開展分析。布迪厄認為,慣習(Habitus)是一種組織性行為的結果,是與環境不斷交互作用后產生的一種行為傾向系統。慣習指派了一種存在方式和一種習性的立場,并且是一種前提預設和趨勢偏好。同時,慣習與場域密不可分,布迪厄將其稱為“被遮蔽的雙重關系”,并用一個等式表達了場域、資本、慣習三組概念之間的關系:慣習×資本+場域=實踐(Bourdieu,1986)。在社會交往中,行動者經常處于復雜、混亂或信息冗雜的情形中,沒有時間為自身的行動進行理性的思考。這時,行動者常常會遵循期望理論(Kahneman&Tversky,1979),按照某種系統的、可預見的方式進行決策。在儒家文化占統治地位的歷史長河中,中國關系文化已經被實踐反復證明了是行之有效的,所以成為人們理性思考和行動的第一慣習。我們認為,關系行為慣習從淺至深包括六種類型:親屬慣習、親情慣習、復用慣習、面子慣習、人情慣習、延展慣習。下面我們一一討論。

  1.親屬慣習

  行動者在使用關系時,首先習慣于區分親屬關系與非親屬關系。關系起源于親屬關系網絡中情感和義務的家庭聯系,它是中國社會關系的核心和立足點,中國人在家庭之外的社會互動和行為模式,就是按照家庭關系來調節的,即所謂的關系主義取向(梁漱溟,2011)。家庭關系超越了親屬關系的界限,通過互助、互惠等方式來影響社會互動。因此,關系被定義為“行動者之間特殊主義的、帶有情感色彩的、具有人情交換功能的社會紐帶”(Bian,2006)。居于關系之間的行動者有三種關系類型:親屬關系、類親屬關系和非親屬關系(Lin,2001b),行動者總是傾向于向親屬關系與類親屬關系進行溝通和尋求幫助,從而形成了親屬關系使用中的親屬慣習。同時,關系類型可以衡量特殊性程度的不同,從而行動者會被施加社會和心理壓力,幫助或制約其利益交換(King,1994)。

  2.親情慣習

  在親屬關系與類親屬關系中,行動者習慣于區分強關系與弱關系。中國社會的關系模式是以行動者自我為中心的網絡重疊的“差序格局”(費孝通,1998),在這種模式下,行動者通過反復的情感性和工具性交流,建立起以自我為中心的親疏網絡,從而改變關系的特殊性程度(社會距離)。與互動較少、親密程度較低的弱關系相比,中國社會更依賴聯系頻繁且感情緊密的強關系(Bian,1997)。關系反映了一個完整的特殊性聯系,一個人的核心關系是強關系,其處于弱關系與強關系連續分布的右側(Bian,2018)。親情慣習是典型的強關系類型,可以超越家庭關系和親屬關系,成為社會幫扶的主要力量(Yang,1959)。因此,行動者在使用親屬關系或類親屬關系時,會附加親情的選擇作用,形成關系使用的親情慣習。

  3.復用慣習

  行動者越是注重強關系,便越傾向于關系的復用性,即通過一對一的關系來構建多重意義、實現多重功能。在社會網絡分析領域,這種社會交往行為偏向所產生的關系紐帶被稱為復用關系紐帶(multiplex ties)(Verbrugge,1979)。在西方社會,最典型的復用關系紐帶是“發小網絡”(old boy network)紐帶,指的是政界或商界里面有權有勢的小圈子,都是從小一起生長、長期混在一起、相濡以沫的一群相互依托的“大佬”們(Mitchell,1969)。一位外國學者發現,在中國社會,每個人除了組織中的正式身份,還有很多其他的身份,人與人之間可以在正式組織之外結成非正式的網絡,其紐帶也是復用性的(Mayo,2003)。當今社會,中國有許多現實關系紐帶都是多元復用的關系紐帶,包括上下級、同鄉、校友、老同事、師生等等。因此,行動者在習慣使用強關系的同時,也伴隨著關系復用的慣習。

  4.面子慣習

  當關系復用性與現實中的行為邏輯相悖時,行動者習慣于考慮面子的重要性。面子是人們獲得社會聲望、鞏固及提升社會地位的準則(Hu,1944)。行動者在使用自身網絡中的多種復用關系時,受到面子的約束,便會產生悖論,一方面豐富的關系類型可以帶來豐富的資源,另一方面過度使用關系會影響社會聲望。面子基于人際關系產生,使得人們通過注重面子來維持自我形象,在不同的場合會有不同的手段提高自我形象,甚至遇到難堪時也試圖維持自我形象(Goffman,1955)。因此,面子邏輯中蘊含了“爭面子”“要面子”“顧面子”等含義,人們有爭取和增添自身面子的意愿,在使用關系時也會注重面子慣習(翟學偉,1993)。

  5.人情慣習

  關系不僅是家族親情倫理和義務的社會延伸,同時也是特殊主義的工具紐帶(Walder,1986)。關系具有情感化、私人化的特征。其中,情感化特征使得人們在使用關系時會遵循人情法則(Huang,1987),主要體現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的走訪拜會,與危難時刻的幫扶援助。私人化特征使得人們遵循關系運作的規范和策略,謹慎的處理建立關系、饋贈禮物等問題,從而在再分配經濟、商品經濟模式之外形成了“禮物經濟”(Yang,1994),使得經濟交換更富有人情意味。因此,關系互動的基礎并不在于社會倫理和義務規范的履行程度,而在于資源掌握和交換的能力,行動者具有建立私人關系的人情慣習。

  6.延展慣習

  行動者的人情關系存在親疏遠近的差異性,為了獲得更多的人情關系,行動者傾向于延展自己的關系網絡。在中國社會的“差序格局”中,關系是個人中心的網絡的交叉(費孝通,1998),利用關系形成的社會網絡也是直接關系和間接關系的混合體。例如,在改革開放以前,待分配青年若想與分配工作的官員取得聯系,必須通過直接關系和間接關系找到有效的中間人(Bian,1994);在改革開放之后,同樣的求職模式在研究中被發現(Yang,2002;Bian&Huang,2015)。因此,行動者的延展關系可以利用直接關系和間接關系,構建以個人為中心的關系網,從而獲取異質性信息和尋求工具性幫助。

  02經濟結構制約

  經濟結構是一個寬泛的概念。本文注重經濟結構的兩個維度,都是我國改革開放時代變化較大的方面:體制不確定性和市場競爭性。

  1.體制不確定性

  不確定性是經濟學理論中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概念。奈特(Knight,1921)認為,當經濟行動者缺乏足夠的相關知識時,對經濟行為的未來風險缺乏感知和判斷,是由于風險的不可測量、不可編碼、不可量化造成的,概括說來就是未來不確定性。諾斯(North,1990)認為,未來不確定性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體制不確定性,因為任何經濟活動,包括市場運行和公司內部運行在內,都是在一整套制度規則的范圍內開展的;那么,如果制度規則模糊而不具體、制度規則的制定和執行不透明、不同的制度規則之間互不兼容,就發生了體制不確定性的問題。

  本文采用諾斯的不確定性概念來考察中國改革開放后的體制不確定性。根據諾斯的定義,我們使用的體制概念指的是對于各種經濟活動具有約束意義的制度規定和具體規則,而體制不確定性是指貫穿于我國轉型時期的“雙軌體制”并存條件下的三種經濟規則狀態:經濟規則的模糊性(ambiguity)、規則執行中的非透明性(non-transparency)、不同規則體系之間的非兼容性(non-compatibility)。對此,我們可以從1978年以來的經濟體制改革的三種策略得到理解和認識。首先,體制改革的最初策略是“摸著石頭過河”,沒有確定的體制改革藍本。實踐證明這個策略起到了“體制破冰”的效果(史憲民,1993),推動了經濟發展,但是體制設計和建設落后于新興市場活動,所以產生了諾斯說的制度規則的模糊性。其次,體制改革的基本推進方略是“試點先行”,成功的就推廣全國,失敗了就自我消化。實踐證明這個推進方略是有效的,但由于試點選擇在方便吸引外資、領導人特別得力的沿海地區,所以成功的試點都帶有很強的地方特色,難以歸納為制度規則,產生了諾斯說的制度規則的制定和執行的非透明性。最后,體制改革是漸進式的,產生了“雙軌制”,再分配機制的保留和市場機制的創新是并存的,即所謂“老人老制度、新人新辦法”。實踐證明,“雙軌制”在維護既得利益的同時激發了市場改革的新動能,避免了“休克療法”所導致的體制崩潰、社會動蕩的嚴重后果,但是與此同時也產生了諾斯說的制度規則的非兼容性,為權力尋租、官員腐敗、非法經營提供了極大空間。

  2.市場競爭性

  除了體制不確定性,市場競爭性也是關系作用空間變化的重要宏觀經濟條件。在一個國家壟斷或者財團寡頭壟斷的經濟體中,市場準入是壟斷的,市場競爭降到低點(James&Lewis,1986)。此條件下,關系的作用是建立與“守門人”的親密聯系,獲得壟斷資源和機遇。這是關系作用空間較小的一個經濟體。當市場對多個競爭對手開放,資本機構、技術水平日益完善的時候,市場競爭程度較高,為了擊敗對手,必須加強各自的比較優勢,所以縱向的政府關系、橫向的廠商關系、廣泛的社會關系,都成為企業社會資本的來源(邊燕杰、丘海雄,2000)。為此,越是競爭程度高的市場,越要求行動者有相對比較優勢,經濟資源、人力資源、社會資源越豐富,則越有競爭優勢。其中,社會資源即關系社會資本,市場競爭程度越高,則要求有越多的關系社會資本,關系作用空間也隨之加大。

  3.轉型經濟的特征

  上述體制不確定性和市場競爭性的交叉影響,使得我國轉型經濟具有三個重要特征,均與關系作用的變化趨勢相關。第一,信息流通缺乏制度化的渠道,市場信息的非對稱性持續較高。這主要表現為市場信息的流通不暢,關鍵的、重要的、隱秘的商業信息不是公開發布的,而是通過親屬網絡、沿著關系渠道而流動的,產生了西方學者稱之為“網絡資本主義”的現象(Boisot&Child,1996)。第二,新的經濟組織之間的信任建立缺乏制度化的基礎,市場交易成本持續較高。市場交易者之間的信任是相互接觸和交易成功的必要保障(Granovetter,1985)。再分配時期,經濟組織的“條塊”歸屬成為廠商之間建立信任的制度化基礎,隨著計劃分配體制的弱化和離場,這些制度化的基礎隨之瓦解,新的經濟組織沒有制度化依托,只能求助于親屬網絡、友情網絡來建立穩定的橫向聯系,成為市場經濟的信任基礎(Lin,1995)。第三,轉型經濟充斥著違規行為,而法制不健全和有效法律制裁的缺位,導致投機行為泛濫、權力尋租嚴重、權錢交易橫行,引發了經濟行為者尋求關系的介入和保障(He&Ng,2018)。換言之,轉型經濟是一個關系作用空間不斷增長的經濟體(Bian,2002b)。

  4.關系作用空間的動態模型

  根據本文第一作者的前期研究,轉型經濟中的關系作用空間受體制不確定性和市場競爭性的交叉影響(Bian&Zhang,2014),如表1所示。體制不確定性和市場競爭程度是兩個相互獨立的理論概念,前者指的是經濟制度規則的不同程度的模糊性、非透明性、非兼容性的共同作用下所導致的經濟行為不確定性,而后者指的是產品和服務的生產與流通在多大程度上是由眾多獨立產權的經營者來參與實現、而不是由單一經營者通過把持市場進入而產生的壟斷狀態。為此,體制不確定程度可高可低、可強可弱,與此同時,市場競爭程度也可高可低、可強可弱,它們的交叉分類就構成了四種關系作用空間,幫助我們提出4個實證研究假設。

  第一,象限I是有限關系作用空間。在1956年“統籌分配”政策實行后,一直到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中國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再分配制度,因此體制不確定性較低。再分配制度下資源配置的唯一方式是國家計劃,以此來調配金融資源、勞動力資源、生產和消費資源。所有的企業和機構均由政府管轄,在全民所有制的制度下幾乎沒有私人性質的經濟活動。由于經濟實體之間的交易是通過行政手段管理的,因此市場競爭程度也是最小的。例如,勞動力通過國家分配的方式調控,戶籍制度與企業員工終身制使得勞動力的流動性極低(Walder,1992)。因此,根據改革開放前的宏觀經濟制度提出假設1:改革開放前,關系在一個較小的有限空間內發揮作用。

  第二,象限II是不斷擴張的關系作用空間。1978年的改革開放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中國的經濟環境,但改革的策略增加了體制的不確定性。在改革的初級階段,體制建設在一種缺乏總體設計的情況下摸索前進,區域之間、城鄉之間采用了漸進式改革與試錯式改革,這些策略造成了體制的模糊,以及實施的差異性(Bian,2002; Shirk,2007; Naughton,2007)。在市場方面,出現了新興的市場活動,市場競爭程度主要體現在小商品市場、國企績效工資制度、農村家庭聯產承包、城鎮個體戶等方面,對于國家層面而言并沒有表現出顯著的提高。因此,在改革初期,體制的不確定性使得行動者使用關系時既有再分配體制時的特色,也由新興市場將關系帶入到新的空間,據此提出假設2:改革開放初期,關系的作用空間開始上升。

  第三,象限III是最大關系作用空間。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以后,中國進入了改革深化期,在體制方面,1978年以來的改革策略依然適用,體制不確定性達到了新的水平。在市場方面,實施了一系列新的改革措施,如開放了勞動力市場和金融市場、大力吸引外資、鼓勵私有經濟發展。這些措施顯著地提高了中國的市場競爭程度,在“抓大放小”的政策下,私有經濟迅速發展,勞動力市場的求職者也完成了從“國家分配”到“雙向選擇”的轉變。由于體制內與體制外的經濟同時快速發展,關系在這一時期更為重要,對于提高資源配置、業務運營以及個人回報都有顯著效應(邊燕杰等,2012)?;隗w制不確定與競爭程度都很高的討論,我們提出假設3:在深化改革時期,關系的作用空間發揮出最大效能。

  第四,象限IV是條件性縮小的關系作用空間。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后,中國進入全球化進程,在透明、清晰和規范的國際標準和監管下,市場化被進一步提高到全球競爭的程度。在體制方面,市場活動成熟、受世貿組織影響的地區和行業中,體制不確定性呈下降趨勢;在其他集中在混合經濟制度下的地區和新興行業中,體制不確定性持續上升。因此,加入世貿組織在一定程度上帶來了體制的不確定性,但僅表現在受到全球影響力較弱的地區和行業,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與全球化合作水平的提高,這些地區和行業的體制也將趨于穩定。據此我們提出假設4:在加入世貿組織后,關系的作用空間取決于體制有效性的影響。

  三、勞動力市場的關系作用空間

  在這部分,我們聚焦于勞動力市場對表1的理論命題和相關研究假設,提出一個實證分析。必須說明的是,任何具有一般意義的理論命題和相關研究假設都能從不同的視角開展實證分析,檢驗這些命題和假設的條件真偽性;我們之所以選擇勞動力市場的視角開展實證分析,是因為占有了較為完整的相關數據;我們不但希望本文數據分析成為一個示范,顯示表1理論框架的分析有效性,同時我們也期待未來研究者,從其他視角對于相關理論命題和研究假設開展進一步的實證分析。

  01研究背景

  為了檢驗表1所述的理論邏輯和研究假設的真偽,我們選取勞動力市場作為實證研究場域。在這方面,格蘭諾維特(Granovetter,1973)的弱關系理論是個范例。他認為,弱關系可以將不同的社會圈子聯系起來,傳遞跨群體的非重復性職位信息,從而幫助求職者找到更高聲望和更高薪水的工作(Granovetter,1974)。林南(Lin,1982)將格蘭諾維特的理論進一步延伸,認為弱關系將不同社會階層的人聯系起來,除了信息,權力、財富和地位也嵌入在社會網絡中,成為提升求職者聲望和薪水的社會資本(Lin,2001a)。伯特(Burt,1992)從網絡結構的視角進行分析,認為由于組織之間缺少直接的聯系,能夠填補中間的結構洞的求職者便可以獲取更多的信息和收益。這些求職網絡理論為目的性行為構建了關系基礎,并指出了可預測的理論模式?,F有分析主要集中在求職網絡對職業流動和工資水平的影響上。

  職業流動是市場經濟的重要特征,調節職業流動的機制有計劃分配機制、市場機制、社會網絡機制?;?999年天津的社會調查發現,求職者的社會網絡主要由親屬和朋友兩類強關系構成,社會網絡發揮作用的形式以提供人情為主,以傳遞信息為輔(邊燕杰、張文宏,2001)。在社會經濟地位方面較高的求職者由于社會資本優勢的可以獲取更多的信息資源,相反,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求職者則更傾向于使用人情,即能力較弱者更傾向于找關系以彌補自身劣勢(林南、敖丹,2010;陳云松等,2014)。使用社會網絡獲取人情資源,能夠跨越理性的經濟邊界,使得處于關系之中的人做出與經濟理性相悖的篩選決策(郝明松,2015)。

  02研究設計

  本文選擇勞動力市場對求職網絡中關系的變遷進行研究。自20世紀80年代,經濟轉型期的中國勞動力市場中就業競爭壓力一直在加劇(Bian,2008),針對求職網絡的分析可以很好地回答辜瑟瑞與楊美惠關于轉型期關系變遷的爭論。過往的研究大多來自橫截面數據,為了能更好地檢驗關系動力學模型中的時代變遷規律,本文選用時間序列數據進行研究。自1999年以來,作者參與了若干項大型社會調查,其中包括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CGSS)、社會網絡與職業經歷調查(JSNET)。本文選取JSNET調查的1999年、2009年、2014年三期數據,以及CGSS調查的2003年、2008年兩期數據,綜合分析改革開放后1978年至2014年間求職網絡的變遷趨勢,共有19000個樣本,結果如圖1。

  03求職網絡變化趨勢

  圖1顯示了1978年至2014年間的求職網絡變化趨勢。從頂部的第一條曲線可知,改革開放以來,通過社會網絡關系資源求職的比例有明顯的增長,1978年是改革開放的第一年,46%的求職者是通過社會網絡關系資源找到工作的,到了本文調查數據的2014年,這一比例上升至92%,增長趨勢是穩步上升的。這一趨勢可以從信息關系資源和人情關系資源兩方面來解釋。

  首先,求職網絡中的信息關系資源發揮作用。由圖1中的第二條曲線可知,改革開放帶來市場經濟的蓬勃發展,體制外企業的數量迅猛增長,使得求職模式由面對單位組織求職變成面對企業雇主求職。因此,獲得企業信息與雇主信息對于改革開放后的勞動力市場更為重要。求職網絡是獲得信息資源的重要途徑,例如:獲取企業的經營情況、打聽企業的招聘需求、幫助準備求職申請等。另外,求職網絡還是傳遞信息資源的重要途徑,例如:提交工作申請、聯系招聘負責人、提供求職幫助等。信息關系資源的增長趨勢表明,中國新興勞動力市場越來越具有信息不對稱的特征。

  其次,求職網絡中的人情關系資源發揮作用。由圖1中的第三條曲線可知,隨著改革開放的到來,求職網絡中的人情關系資源比例同樣保持增長,雖然中間受到國企改革的沖擊,但總體的上升趨勢仍然保持,在2010年之后,人情關系資源的使用比例趨于平緩。這說明,在勞動力市場中,人情關系資源背后的邏輯是獲得強大的社會關系,可以對雇主的決策產生影響,然而這種影響隨著體制的不斷完善會逐漸被信息關系資源所取代。從求職者的角度來看,在改革開放之前,人情關系資源意味著可以幫助獲得一份好的工作分配,或避免一個不好的工作分配;在改革開放之后,人情關系資源意味著在不斷增加的就業競爭中獲得優勢。

  為了檢驗前文關于市場競爭程度和體制不確定程度的研究假設,我們選用兩個指標進行測量。第一,用非國有部門就業比例來測量市場競爭程度,因為非國有部門就業是中國勞動力市場競爭的關鍵指標,非國有部門就業比例越高,則說明市場競爭程度越高。如圖1中的第四條曲線所示,非國有部門就業比例從1978年的不足1%增加到2014年的75%左右。第二,用資質篩選指數(Merit Screening Index, MSI)來測量體制不確定性,資質篩選指數衡量的是求職者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精英制度規則的篩選(Bian&Huang,2015),綜合性別、年齡、教育/技能、筆試、面試五組變量,利用潛變量模型分析得到資質篩選指數。由圖1中的第五條曲線所示,資質篩選指數自改革開放以來緩慢提高,從1978年僅有4%的比例提高到2014年的41%。資質篩選指數在1996-2002年間以及2010-2014年間增長迅速,而此時的求職網絡趨勢是下降或其中的人情關系資源趨于平緩,并不是增長。這一方面說明,國企改革允許最大限度的私有化,減少了體制的不確定性,降低了關系作用空間;另一方面說明,加入世貿組織以后,信息關系資源的作用強于人情關系資源,進一步減少了體制的不確定性。

  04求職網絡中關系的影響程度

  進一步對勞動力市場中利用關系獲得工作的可能性進行定量分析,如表2所示,用關系影響變量代表求職者利用關系的可能性。首先,選擇表格左下角為基準參照勞動力市場,代表著一個體制不確定性低、市場競爭程度也低的狀態,將其關系影響指數設定為1.000,通過計算比率比(odds ratio)得到其他勞動力市場的的關系影響指數??梢园l現,與基準勞動力市場相比,隨著體制不確定性的提高,求職者通過關系獲得職位的概率高出87%;保持這個體制不確定性,但是提高市場競爭程度,關系影響指數加倍,達到了3.610。這說明,市場競爭程度的提高和體制不確定性的增加共同放大了關系對求職的影響。然而,當體制不確定降低時,關系影響下降到1.870,說明體制的完善程度會降低關系的作用空間。這些實證分析結果支持研究假設1-4。

  四、關系概念再思考

  本文收集了1978年至2014年以來的求職網絡數據,以勞動力市場作為關系變遷研究的場域,利用動力學模型檢驗體制不確定與市場競爭程度對于關系變遷的影響??梢园l現,關系在勞動力市場的作用日益重要,就業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核心問題之一,求職網絡中的信息關系資源和人情關系資源對于求職者的影響都在上升,相關實證研究發現與辜瑟瑞的關系下降論的判斷是相悖的,為楊美惠的關系文化論提供了來自求職網絡研究的實證支持。

  然而,辜瑟瑞的關系理論并沒有完全被推翻。首先,辜瑟瑞考察的對象是20世紀90年代的上海市國有企業,當時這些企業是否已經進入表1的第VI象限,發生了由于體制不確定性的顯著下降而抑制了關系人情的作用,我們無從判斷;即使像他所闡釋的那樣,市場競爭、產權確定、硬預算約束等狀態在20世紀90年代的上海國企已經大大抑制了關系人情的作用,我們的判斷是,他的研究結論來自個別典型案例的觀察和分析,不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其次,從求職網絡包含信息關系資源與人情關系資源的角度,我們可以更好地理解辜瑟瑞的關系下降論是卓見與謬誤的混雜??梢钥吹?,經濟改革帶來的直接結果是市場競爭程度的不斷提升,從而使信息關系資源的優勢越來越明顯,辜瑟瑞也不否認信息關系資源在求職中作用的崛起。對于人情關系資源,體制的不確定性對其有一定影響,在國家實行抓大放小的國企改革時,體制不確定性顯著提升,但體制外市場的發展使得這段時間人情關系資源使用的下降。在中國進入世貿組織以后,體制趨于穩定,此時人情關系資源的作用也不再提高,求職網絡使用的增長主要由信息關系資源在起作用??梢钥隙ǖ氖?,無論市場競爭程度如何,也無論體制的變化如何,關系的影響都將持續下去。

  從抽象理論層次,我們可以看出,將關系看作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概念的觀點,是沒有理論根據的,也經不起經驗數據的檢驗。本文第一作者近年在其英文著述提出了關系是一個變量的新觀點(Bian,2017,2018,2019),意在分清不同性質的關系紐帶,以及它們的特征差異性和潛在資源差異性。這里,我們簡述和拓展這一觀點,作為本文的結論,也期待以“關系紐帶差異論”作為理論和實證分析框架,深化關系社會學研究。

  01聯系紐帶

  作為聯系紐帶(相對于無紐帶聯系),關系的資源含義是,人們通過這些紐帶彼此了解、形成認同、開展交流。這是從人際聯系性的視角定義關系的,為此這一層次的關系存在于所有人類社會體和文化體之中,具有普遍意義,不存在文化特有性。聯系性是人類社會的根本特征之一,無論群體內部還是群體外部,是人際聯系性和群體聯系性使得人類社會成為可能。在聯系性視角下,沒有任何個體可以完全孤立,所有人都生活在與之發生各種聯系的群體和網絡之中,從而實現其人生目標、完成人生歷程。社會網絡分析就是基于聯系性為基本理念和研究對象而發展出來的一種社會科學思維方法和研究領域,推動了當代社會科學、行為科學、管理科學從傳統的群體屬性概念框架向群體聯系性概念框架的進步。在新興的數字信息時代,人們憑借虛擬網絡空間所獲得的連接范圍和紐帶數量呈指數增長,聯系性的結構制約大大下降了,為此全社會范圍內的聯系性社會資本的不斷增長是可以預期的。

  02情感紐帶

  作為情感紐帶,關系的資源含義是對紐帶聯系雙方的相互情感付出,而不是獲得,其形式包括同情、關懷、信任、真誠、摯愛、忘我和利他。中國本土研究和跨文化研究都表明,這些不同形式的人類情感都具有豐富而真切的行為互動為容,對于紐帶所連接的雙方,既是十分難得的、也是極其珍貴的人際關系財富,而真情實感不帶有理性計算成分,是親密伙伴之間和諧美好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依托。從社會整體觀察和判斷,不同形式和內容的情感紐帶其分布是非均衡的,較多地見于家庭關系、親屬關系、摯友關系、“發小”關系、“鐵哥們”關系、“難兄難弟”關系、“生死之交”的戰友關系等等。一個社會,如果人際社會聯系中缺乏情感紐帶,那是可怕的,也是不可想象的;反過來,一個社會,在其成員的日常人際交流和互動中,情感紐帶越多,社會交往代價就越低,社會生活就越和諧,社會人生就更美好。在市場化和經濟理性不斷上升的今天和明天,我國城鄉人民通過情感紐帶所維系的社會聯系發生怎樣的變化,將是社會現代化和和諧社會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社會學者應該給予廣泛關注和深入研究。

  03情義紐帶

  情義紐帶是情感紐帶的進一步延伸,其中的“情”即情感交往,而“義”則是情感交往所自然拓展出來的相互責任、幫扶義務、工具性社會資源交換。工具性社會資源交換的范圍很廣泛,包括有形的物質資源和無形的人力資源,例如物品、服務、財富、權力、地位、知識、洞見、創意、謀略、信息、信譽、影響力等等。情義紐帶之所以能實現工具性社會資源交換,關鍵是情感驅動作用,利他是其本質,互惠是其后果,就像經濟學諾獎獲得者肯尼斯·阿羅(Arrow,1998)所說的,社會資本(即社會資本的動員與交換)是人際情感聯系的意外后果。意外,就是說情感聯系在其初建和鞏固過程中,是無意圖、非理性、缺乏工具性交換目標的,而當情感紐帶連接的甲方具有資源需求時,乙方盡其所能提供所需資源,或大或小、或輕或重,努力幫扶甲方實現其工具性目的;當情形轉換,甲乙換位,所需資源的動員過程和幫扶力度依然如此,長此以往就形成了穩定的情義紐帶。因此,情義紐帶不是以純粹情感性或是純粹工具性為單一導向的社會關系,而是情感性和工具性的交融,是情感驅動的工具性資源的交換,是基于情感基礎的“意外”社會資本的維持和動員過程,多嵌入于強關系社會交往之中,即西方學者們強調的社會資本的“美好一面”(bright side,參見Portes,1998)。在市場化和經濟理性不斷上升的今天和明天,我國城鄉居民從情義紐帶所動員的社會資本越多,人際和諧程度就越高,社區生活就越美好,人民美好愿景就越容易實現。這一理論命題有待未來實證研究的證明。

  04互惠紐帶

  互惠紐帶表面上與情義紐帶相似,因為兩種紐帶都以情感性和工具性的結合為特征,但是前者區別于后者的本質特征是,互惠不但是其行為后果,而且是其發生和發展的原因。這就是說,人情交換不再是互惠紐帶的“意外”后果,而是它的形成動因和持續存在的內在邏輯。關系研究英語文獻的主流觀點將關系理解為互惠紐帶,如魏昂德的“工具性特殊關系”(Walder,1986)、黃光國的“人情關系”(Huang,1987)、楊美慧的“關系學”(Yang,1994)、辜思瑞的“關系下降論”(Guthrie,1998),雖然他們的實證研究側重點不同,但是無一例外地強調關系的互惠本質,這從中西比較的視角印證了互惠紐帶是當代中國人際關系的主要類型?;セ菁~帶雖然大多發生于特征相近、情義相投的強關系,但是由于資源交換既是形成動因又是持續機制,所以穩定的互惠紐帶必然連接著資源不同的互動者,在“熟親信”之外增加了資源異質性的特征(邊燕杰,2010;Bian,2019)。必須明確指出,互惠紐帶絕不是等價交換的經濟行為,因為遵循“特殊主義”準則,所以資源交換經過人情面子機制的過濾,帶有親情化、情感化、私人化的特征;互惠紐帶是林南所說的“非對稱的社會交換關系”:每次具體交換資源的不對稱,通過欠情和還情機制來運行的重復性交換,達到長期交換的綜合對稱性(Lin,2001b)。因此,在互惠紐帶中,關系不是常量,而是隨著聯系雙方的親密程度、關系強弱、實現目的等條件的不同而發生變化的。在市場化和經濟理性不斷上升的今天和明天,我國城鄉居民從互惠紐帶所動員的社會資本及其行為效果,是否有別于從情感紐帶和情義紐帶所動員的社會資本,也是有待探索的問題。

  05交易紐帶

  作為個人層面存在的交易紐帶,是對情感紐帶的徹底否定,因為它只講交換原則,而不講其他。許多西方學者在研究我國改革開放時期的政商關系時,特別注意交易紐帶在權錢交換中的突出作用(Wank,1999),將交易紐帶視為人際互動和資源交換的非正式契約,已經從政商領域溢出,滲透于我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成為人際關系的重要類型(Barbalet,2018)。作為非正式契約,交易紐帶的社會關系依托是非常廣泛的,只要互動行為者認同“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潛在規則,交易紐帶就可形成,完成交易后隨即宣布解除。為此,交易紐帶是西方學者稱之為具有“陰暗面”的社會資本(the dark side of social capital,參見Portes,1998)。在充斥著體制不確定性和信息不對稱性的轉型經濟環境中,交易紐帶雖然有助于體制破冰的創造性活動(史憲民,1993),但是也助長非法交易,甚至滋生腐敗。本文表1的理論模型預示,在市場化和經濟理性不斷上升的今天和明天,如果通過提升制度化的程度和減少體制不確定性,就將不斷弱化以至于鏟除交易紐帶的負面作用,使廠商關系、商貿關系、政商關系保持在互惠紐帶、情義紐帶、情感紐帶、聯系紐帶的層次。這既是社會學者的良知,又是經濟社會制度建設的目標,更是未來政策評估的研究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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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姓名:邊燕杰 繆曉雷 工作單位:西安交通大學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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