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文學 >> 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與批評
重審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批評”:問題與意義
2020年02月10日 09:07 來源:《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 作者:李西建 譚詩民 字號
關鍵詞:政治批評;原典性;文化維度;現代中國文論;話語體系建構

內容摘要:內容提要:“政治批評”作為馬克思主義具有鮮明意識形態內涵及實踐性的批評話語,它貫穿于20世紀馬克思主義文論發展的不同時期,也影響了現代中國文論知識形態的創構,對建立當代具有公共性的文論“政治批評”話語體系具有重要作用。后馬克思主義所倡導的“政治批評”既有伊格爾頓、詹姆遜等對馬克思“元政治批評”的深化和豐富,也有拉墨在文化維度對“政治批評”的現實反思及探索,呈現出理論的多元性與開放性。在新時代社會文化語境下,如何發揮馬克思主義“政治批評”的主導作用,總結中國文論的歷史經驗,吸收馬克思“政治批評”的思想精髓及核心理念,對建立具有人類共同體思想的“理論及批評”話語體系有重要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關鍵詞:政治批評;原典性;文化維度;現代中國文論;話語體系建構

作者簡介:

  內容提要:“政治批評”作為馬克思主義具有鮮明意識形態內涵及實踐性的批評話語,它貫穿于20世紀馬克思主義文論發展的不同時期,也影響了現代中國文論知識形態的創構,對建立當代具有公共性的文論“政治批評”話語體系具有重要作用。經典馬克思主義所創立的是一種“元政治批評”,它從哲學方面確立了“政治批評”的基本屬性、價值功能及作為思想方法的特定內涵,具有理論指導的普遍性;后馬克思主義所倡導的“政治批評”既有伊格爾頓、詹姆遜等對馬克思“元政治批評”的深化和豐富,也有拉墨在文化維度對“政治批評”的現實反思及探索,呈現出理論的多元性與開放性;在新時代社會文化語境下,如何發揮馬克思主義“政治批評”的主導作用,總結中國文論的歷史經驗,吸收馬克思“政治批評”的思想精髓及核心理念,對建立具有人類共同體思想的“理論及批評”話語體系有重要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p>

  關 鍵 詞:政治批評/原典性/文化維度/現代中國文論/話語體系建構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當前文學理論知識生產與創新研究”(12BZW005)。

  作者簡介:李西建,男,陜西大荔人,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譚詩民,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

 

  

  “政治批評”是馬克思主義文論從產生至今,不斷得到豐富和深化的一種具有鮮明意識形態內涵及實踐特性的話語形態,它貫穿于從經典馬克思主義到后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過程,甚至成為20世紀60年代后西方文論知識拓展的重要面向。在當前西方思想界“文化政治”研究頗為流行、國內“政治批評”理論創構趨于深入的背景下,重新審視和探討馬克思“政治批評”的原典涵義與傳承、流變,分析20世紀后期“文化政治”理論流行的原因與包含的問題性,對準確把握“政治批評”的價值走向,重建當代中國文論“政治批評”的科學話語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指導價值和實踐意義。

  一、經典馬克思主義的“元政治批評”

  提出馬克思主義文論的“元政治批評”問題,是依據馬克思總體性思想和社會結構理論,對“政治批評”的原典含義及問題所進行的本體性探尋和分析。

  早在20世紀70年代,伊格爾頓在《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序言中指出:“馬克思主義是一種關于人類社會以及改造人類社會的實踐的科學理論;更具體地說,馬克思主義所要闡明的是男男女女為擺脫一定形式的剝削和壓迫而進行的斗爭的歷史。這些斗爭決不是學術性的?!痹诿鞔_馬克思主義理論總體的政治屬性后,作者又強調說:“馬克思主義批評是一個更大的理論體系中的一部分,這個體系旨在理解意識形態——即人們在各個時代借以體驗他們的社會觀念、價值和感情,而某些觀念、價值和感情,我們只能從文學中獲得。理解意識形態就是更深刻地理解過去和現在;這種理解有助于我們的解放”。[1]4-5誠如美國學者布萊斯勒所分析的,馬克思主義原本不是一種能被用來闡釋文本的文學理論。不像其他批評流派那樣,它是一種體現了一系列社會、經濟、政治觀念的文論理論。盡管存在著多種多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但大多數馬克思主義擁有一些共同的核心觀念,馬克思主義批評家形成了他們的一個主要關切:意識形態。研究文本的文學特性或審美特性,必須將文本與歷史、經濟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之間的動態關系考慮在內,正是這些關系創造了文本,也創造了作者與讀者的意識形態。[2]217-220

  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是一種面對人類社會實踐尤其是關于資本主義世界社會實踐基本規律和走向的思想理論,文學藝術作為人類精神的實踐活動,自然存在于馬克思主義的視野之中?!霸隈R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有一些文藝學可以建構自身本體論的思想原點,二十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實際上就是對這些原點的發掘、開拓和展開,從世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發展進程看,人類學批評、政治批評、意識形態或文化批評以及經濟學的藝術生產批評,可以說就是二十世紀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原典形態的幾個基本思想原點。從任何一種原典出發都可以建構一種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體系?!盵3]6-7可見,政治的價值指向和觀察維度,不僅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重要思想原點,也是其理論的本體屬性和顯著特征。從馬克思主義文論發展狀況看,4種理論形態存在著交叉、融合、整合的特征,但總體上說整合的最后走向是政治學文論,[3]64它貫穿于馬克思主義文論知識譜系的不斷生成及衍化之中。比如,馬克思、恩格斯關于文藝與工人階級革命運動相聯系的思想,考茨基、普列漢諾夫對文藝和政治關系的表述,列寧概括的文學的“黨性原則”,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還有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文化工業”的批判,本雅明倡導的“藝術政治”學的革命要求,馬爾庫塞關于藝術是革命的解放承諾的論述,薩特關于“文學介入政治”的呼吁等,均反映了馬克思主義文論獨特的政治學內涵與意識形態的價值訴求,體現出“政治”作為一種原典性思想,對馬克思觀察、理解和闡釋文藝現象產生的深刻影響,以及在文學理論構型中所產生的重要奠基作用。具體說,馬克思“政治”概念包括如下原典性含義:

  1.“政治”屬性的原典含義

  眾所周知,意識形態論作為馬克思對文學藝術總的界說和規定,是馬克思在描述社會歷史結構中的觀念部分時所使用的一個科學概念,它來源于馬克思對人類社會結構的總體性分析和定位,體現了馬克思對包括文學在內的人類文化、精神現象的根本認識。在馬克思提出的這種社會結構關系圖式中,比較清楚地確定了政治的位置及其屬性。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馬克思指出: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4]32

  馬克思的社會結構理論確立了文學與政治所屬的上層建筑的位置。像恩格斯后來指出的,上層建筑中的意識形態比起政治和法律制度來,距離經濟基礎要遠些,屬于“更高地懸浮于空中的意識形態的領域”,而對文藝發生最大的直接影響的,則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等這些上層建筑。[5]704馬克思原典文獻的基本含義是,從事物的存在屬性看,政治雖屬于上層建筑,但它卻處于基礎和上層建筑間的中介位置,不僅顯現出作為制度層面它所擁有的能動性和價值主導作用,也從內在方面制約和影響著意識形態的話語生產。政治是一種意識形態的積極的生產性話語,它在社會結構中承擔著具有極強現實性的實踐功能,對包括文學在內的那些懸浮于空中的意識形態具有直接的影響力。

  2.政治功能的原典含義

  馬克思主義從根本上說是爭取工人階級和全體勞動人民解放的理論,它的實踐指向是政治斗爭。同時,又因為共產主義運動是解放全人類的斗爭,這種解放是人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全面解放,文化、審美與文學藝術就是與人的解放密切相關的重要陣地和領域。所以說,“解放”思想是馬克思主義關于政治功能理解的原典含義,既包括“為工人階級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爭”的政治方針和政策的具體微觀指向,也包括為堅持共產主義運動未來和根本目的的宏觀總體指向。文藝的微觀指向曾被理解為狹義政治論,甚至認為是政治對文藝的粗暴干涉與入侵,這其實是一種脫離具體歷史場域的簡單化評判。馬克思主義文論含有很強的政治實踐性,在方針、政策及創作和批評層面曾提出過大量與無產階級階級革命運動相聯系的豐富思想,比如,馬恩強調的“文藝應當歌頌倔強的、叱咤風云的和革命的無產者”“表達工人們的普遍情緒”,列寧倡導的文學的“黨性原則”,毛澤東確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藝的根本方向,習近平提出的新時代文藝“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等,都可看做是對文藝政治學、文藝制度學等理論的不同程度的豐富和完善,需要當代中國文論界進行深入的研究、吸收和總結。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是從對資本主義異化現實的深刻批判中,來尋求對人與政治的徹底理解,把“在自由的聯合體中每個人的全面發展”,不僅作為改變世界的現實活動的目標,同時也是作為政治制度完善與人性發展的更高的存在和真理。由此說,“人的解放”的思想是馬克思主義文論政治內涵最根本的價值指向,它包含了推動人類發展所依賴的人文精神和理想境界。

  3.政治作為“思想方法”的原典含義

  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主義文論基本內容的形成以及重大命題的提出,總是和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革命與建設事業緊密聯系在一起,與解放全人類的整體事業聯系在一起,這是馬克思主義文論政治性的核心。從思想方法論的層面看,其原典含義是指一種主導性價值取向的選擇,表明馬克思對文學藝術的思考與探究,總是從屬于他們長期所從事的關于人類命運的總體研究,總是與其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研究的總目標是一致的,即不只是要在這些學科領域掀起一場革命,而是將其轉化為一種精神武器,為實現人類的理想社會去奮斗。這就決定了馬克思主義文論不可能局限于單純的審美研究,而是從歷史和社會現實出發關注文藝的存在價值及政治文化意義。其原典含義在于不再把文藝視為純粹個人的事業,而是把文藝與無產階級的乃至全人類的解放事業密切地聯系起來,以文藝的力量推動社會的發展與人自身的進步。而這種價值取向的表達也是按照藝術地掌握世界的方式來進行的,誠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文藝應該“更加莎士比亞化”,而不是“席勒式地把個人變成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傾向應當從場面和情節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來”,“作家不必把它所描寫的社會沖突的歷史的未來的解決辦法硬塞給讀者”,“作者的見解越隱蔽,對藝術作品來說就越好”,它表明了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政治價值體現是遵循藝術規律的。

  政治作為馬克思主義文論獨特的“思想方法”,還體現了鮮明的批判取向與批判精神。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的異化現實當作批判和超越的對象,從對這一現實的批判性考察中去尋求對人性與政治的徹底解決,以及對共產主義的完整思考,它包含了對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和文化毫不含糊和富于穿透力的歷史批評,誠如哈貝馬斯總結的:“馬克思把人類的歷史理解為物質活動和意識形態批判的揚棄的范疇、工具活動和改變現實、勞動和反思范疇的統一”[6]37。馬克思所開辟的批判性傳統不僅在觀念層面,而且在方法層面也刻下了深刻的印記?!榜R克思的思想遺產包括美學遺產的一個主要價值無疑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性。馬克思對資本主義運行的結構分析和危機診斷,提供了一個理解和看待資本主義的不同角度。事實正是如此,馬克思與社會文化批判有關的準美學話題,如異化一物化觀、自然觀、意識形態理論等,對20世紀西方文論和美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7]12-13

  二、后馬克思主義的“文化政治批評”

  依國內學界的一般理解,馬克思主義政治批評在20世紀的發展,經歷了早期以梅林、普列漢諾夫、盧森堡和蘇聯以革命和階級為重心的政治學文論;也產生了以葛蘭西、盧卡契、阿多諾為代表的堅持社會批判的人本主義的政治學取向,及其以本雅明、薩特、馬爾庫塞為代表的倡導政治介入與審美解放思想的激進主義的政治學主張。前者更多地是對馬克思主義元政治傳統的繼承,后者開啟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政治學文論的豐富內涵。而20世紀60年代后“文化政治批評”的興起,則是一種帶有轉折性并且值得深入反思和總結的重要思想現象。

  1968年代爆發的法國革命,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探索的革命可能性的一次重大實踐,整個左翼思潮在逐漸回落的過程中,又進行了新一輪的對馬克思主義的重新認識,理論家們不僅從中認識到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異化社會批判理論的現實價值,也尋找到馬克思主義這一思想武器運用的新出路,這就是政治革命與社會和文化的結合?!霸谫Y本主義的初期工業化的階段,主要沖突的場域在工廠以及整個勞動的關系之中。而在我們所謂的消費社會里,問題的主要癥結從生產轉向消費時,文化的層面顯得格外重要?!币舱窃谶@一時期,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學批評提出了“文化政治”的問題。馬爾赫恩認為,在20世紀70年代后西方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中,“‘文化’被理解為社會關系中意義的重要時刻”,“文化遠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驗,它本身已經是政治的了”?!叭绻幕c社會性具有共同空間,它必然包含了政治的內涵?!薄拔幕钦蔚谋厝怀煞?,進一步說,政治的手段在嚴格的意義上往往是文化的?!盵8]31從階級與政黨政治向文化政治的轉變,無疑擴大和延伸了傳統文論的政治含義,這不僅適應了新的社會文化思潮發展的需要,即通過各種民權運動、學潮、民族解放、婦女運動等謀求人的權益和解放,也體現了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邏輯,即電影、形象、時尚、生活方式、市場營銷、廣告以及與傳媒文化相關的各種符號、圖像、場景滲透到整個社會生活的過程之中,使文化成為社會關系與結構中的核心因素與問題,成為政治批評的重要對象與領域,也因此引起當代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深入思索和高度關注。

  伊格爾頓作為一個具有國際聲譽的馬克思主義學者,一貫堅持文學理論的政治批評屬性,從1976年出版《馬克思主義與文學批評》,到2003年發表《理論之后》,貫穿其理論始終的核心思想就是“一切文學批評都是政治批評”。在《二十世紀西方文學理論》最后一章作者總結道:

  在本書中,我從頭到尾都在試圖表明的就是,現代文學理論的歷史乃是我們時代的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歷史的一部分。從雪萊到諾曼·N.霍蘭德,文學理論一直就與種種政治信念和意識形態價值標準密不可分。的確,與其說文學理論本身就有權作為理智探究的一個對象,還不如說它是由以觀察我們時代的歷史的一個特殊角度。純文學理論只是一種學術神話。[9]196-197

  伊格爾頓的“政治批評”是對馬克思主義政治學文論的重要拓展和完善,它超越了黨的階級的、甚至是作為狹義理論的綱領或思想主張的政治,而是指向人的現實生存及發展,從人類解放的高度認識和理解政治,賦予政治批評以新的時代精神內涵。伊格爾頓說,與人的意義、價值、語言、感情和經驗有關的任何一種理論都必然會涉及種種更深更廣的信念,如,那些與個體和社會的本質、權力和性的種種問題,對于過去歷史的種種解釋、對于現在的種種理解和對于未來的種種瞻望有關的信念。文學理論不應因其政治性而受到譴責。應該譴責的是它對自己的政治性的掩蓋或無知,是它們在將自己的學說作為據說是“技術的”“自明的”“科學的”或“普遍的”真理而提供出來之時的那種盲目性,而這些學說我們只要稍加反思就可以發現其實是聯系于并且加強著特定時代中特定集團的特殊利益的。[9]196-197在《理論之后》伊格爾頓分析了當代社會的政治,并指出西方馬克思主義轉向文化,部分原因是政治虛弱或對政治不再抱幻想。然而,這樣做,也使得許多西方馬克思主義不再像它那戰斗的革命先輩,而成了彬彬有禮的鄉紳,成了幻想破滅、失去了政治權威、墨守成規的學究。[10]31依伊格爾頓的理解,理論中缺失的另一半并不是文學、讀解、文化或美學,而是政治。其補救的辦法就是建立一種雄心勃勃的“政治批評”,這就是所謂的“后理論”,它是在一種更宏偉、更負責的層面上,向后現代主義逃避的那些更大的問題敞開胸懷。這些問題包括道德、形而上學、愛情、生物學、宗教與革命、惡、死亡與苦難、本質、普遍性、真理、客觀性與無功利等。伊格爾頓所堅守的政治批評,是力圖對西方啟蒙的價值觀念展開一場批判性的再思考[11]237-238,他豐富和完善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批評,牢固確立和奠定了政治批評在后理論時代促進文化與文藝發展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

  在今日所謂后人類、后現代、后理論迭出的復雜文化情境中,詹姆遜的政治批評作為混沌文化時代的一劑良藥,無疑在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當代發展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在《馬克思主義與形式》《語言的牢房》《政治無意識》等重要著作中,詹姆遜依據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從一種鮮明的文化政治立場出發,通過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復雜態勢和格局,提出了一種馬克思主義辯證批評的文化闡釋學理論。這一理論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立場,把關于生產方式對社會文化、意識形態的根本的、最終的決定作用,與人類文化的實踐性辯證地結合在一起,對文學文本進行解釋。這種解釋同時又是對產生文學文本的社會歷史的解釋?!耙虼苏嬲慕忉屖棺⒁饬氐綒v史本身,既回到作品的歷史,也回到批評家的歷史環境?!盵12]746馬克思主義文論本質上是一種意識形態批評,詹姆遜的辯證批評的解釋學把藝術文本自身的特殊性與社會歷史相聯系,強調辯證批評對文學的意識形態的闡釋應從文學的審美特性出發,意識形態在文學中不僅是內容的直接表達,而且是主要滲透在文學形式中的隱含的政治趨勢。誠如作者所指出的:“我歷來主張從政治社會、歷史的角度閱讀藝術作品,但我絕不認為這是著手點。相反,人們應該從審美開始,關注純粹美學的、形式的問題,然后在這些分析的終點與政治相遇?!盵13]131可見,詹姆遜倡導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批評的闡釋學核心,是把藝術形式作為理解文化和社會的代碼,由此展開更徹底、更深層的意識形態和政治分析。

  在《政治無意識》中,詹姆遜堅持政治批評的優越地位和不可替代性:“本書將論證對文學進行政治闡釋的優越性。它不把政治視角當做某種補充方法,不將其作為當下流行的其他闡釋方法——精神分析或神話批評的、文體的、倫理的、結構的方法的選擇性輔助,而是作為一切閱讀和一切闡釋的絕對視域”[14]8。而這種優越性,“即對特定文本惰性的已知事物和素材的這種語義豐富和擴大,一定發生在3個同心框架之內,這些框架標志著文本社會基礎的意義通過下列觀念而拓展:首先是政治的歷史觀,即狹義的定期發生的事件和頗似年代的系列事件;然后是社會觀,在現在已經不太具有歷時性和事件限制的意義上指的是社會階級之間的構成性張力和斗爭;最后,是歷史觀,即現在被認為是最寬泛意義上的一系列生產方式,以及各種不同的人類社會構造的接續和命運,從為我們儲存的史前生活到不管多么遙遠的未來歷史”[14]63。詹姆遜強調說,在狹隘的政治視域內,作品被解作象征性行為;在第二個視域被擴展到社會秩序時,文本在形式上被重構成偉大的集體和階級話語的表達,即一種意識形態素;而文本被置身在整個生產方式的復雜序列中,甚至與一種特定社會構成的激情和價值不知不覺吻合時,文本與其意識形態素都將經歷最后一次改造,必須根據我將稱為形式的意識形態的東西來解讀,即是由不同符號系統的共存而傳達給我們的象征性信息,這些符號系統本身就是生產方式的痕跡或預示。[14]-65由此看,伊格爾頓和詹姆遜對馬克思主義政治批評的發展和繼承,主要體現在整體性視域、人文價值取向及思想闡釋深度諸方面。確切地說,兩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所踐行的文化政治批評,一定意義上恢復了馬克思主義政治批評的原典內涵,消弭或擺脫了歷史上曾出現的、單純為階級和政黨服務的狹義政治的痕跡,從而賦予政治批評更為廣闊的視野和更為重大的社會擔當,體現出鮮明的存在論與意義論的特征。

  近期以來,國內學界對西方后馬克思主義“文化政治批評”的關注日漸曾多,這是一種需要面對和探究的當代思想資源。作為“文化政治批評”的倡導者,英國政治哲學家恩斯特·拉克勞與查特爾·墨菲(簡稱拉墨),依據西方后資本主義時代社會發展的復雜態勢和文化變動,質疑所謂階級斗爭的宏大政治與人的全面解放的宏大敘事,倡導微觀政治、身份政治與話語政治,展現出政治批評在當代社會的深刻變化與新的理論訴求。在他們看來,傳統政治理論作為一種現代性的解放話語和宏大敘事,已難以解釋當代西方以新社會運動為主體的社會多元對抗,我們應當從后現代視域出發觀察各種社會新變,進而把解構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本質主義的基礎邏輯,與吸收后現代自由結合起來,重建后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地平線。后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文化政治學,其政治涵義的變化必然包括從宏觀政治轉向微觀政治,即尋求一種異質性的權力概念,倡導和關注日常生活中的微觀政治,在生活風格、話語、軀體、性、交往等方面進行革命,不再把政治斗爭局限于單一的生產場所或國家領域,而是趨向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從階級政治轉向身份政治,進入后工業社會后,知識經濟和信息革命導致傳統的二元對立的階級結構發生分裂,階級屬性的劃分越來越難于實行,身份政治成為主導方面;從自在政治轉向話語政治,人類社會中一切有意義的存在物都是話語建構的產物,離開話語條件的所謂自在自然的實存對人沒有意義,社會構型及其政治因而不是自在的、本質主義的,而是話語建構的結果,具有其話語性。不可能從一個先于話語的實存出發進行社會和政治分析,而應當從話語視域對政治進行話語分析。社會文化空間實際是一個話語場域,政治則是話語結合社會實踐的思想生產活動。[15]客觀而論,拉墨倡導的“文化政治批評”有其現實的合理性,它是根據后資本主義時代社會存在整體狀況及突出變化,尤其是依據文化現象及矛盾成為社會結構主導問題這一事實,來確定政治批評的屬性、功能及價值指向,體現出一定程度的理論干預及文化應對策略,然而它所缺少的如伊格爾頓所講,是在一種更宏偉、更負責任的層面上,對人類的那些更為重大問題的敞開胸懷和積極的關切。當代社會背景下一種有效的文化政治批評,既包括對個體日常生活世界的積極干預和介入,也包括對“人類命運共同體”諸多重大問題的深切關注和審視。

  三、問題與意義

  如上所述,在馬克思主義整體思想體系與知識譜系的變化發展中,“政治批評”無疑具有主導性地位,亦構成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精髓及核心話語,對人類存在、文化發展及社會現實的審美改造有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它引發我們所思考的一個現實問題是,在新時代社會文化語境下,如何科學理解政治的本性及功能,它體現的思想價值、方法論意義及理論啟示是什么,如何看待“政治批評”在后馬克思文論知識譜系中的深刻變化,當代中國文論的本體建設需要什么樣的“政治批評”。

  結合馬克思主義思想發展的基本脈絡看,對“政治”概念闡釋最具原典性和科學價值的是馬克思著名的社會結構理論。馬克思說:

  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經得到就用于指導我的研究工作的總的結果,可以簡要地表述如下: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4]8

  歷史唯物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精華,它為我們認識文藝和文藝理論提供了一種基本的思想圖式和方法,而社會結構理論則科學描述了整個社會組織的內在構成,確立了諸如經濟、階級、國家、政治、法權、革命以及宗教、哲學、道德等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依照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看,在相互聯系的生產力、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上層建筑和社會意識形態構架中,政治和法律既是最具現實性和生產功能的上層建筑形式,也是聯接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社會意識形態中介機制,意識形態的變革往往從政治的變化開始,政治對意識形態的生產將產生直接而持久的影響。結合文藝的獨特屬性看,雖然它隸屬于上層建筑中的意識形態要素,但文藝和政治所體現的社會生產功能卻表現得十分明顯。概要地說,藝術生產所面對的是意識形態中的幻像世界,它關注想象與情感領域中的人的存在的“完整性”和審美理想的構建,體現出人的現實生存中的審美性解放;而政治生產則具有意識形態的現實性和客觀的實踐內容,它蘊含了對人與世界、他人及自身的認識,體現為人在具體的生存實踐及日常生活世界中的現實解放。有論者總結道,政治是大寫的技藝,它提供了包括藝術在內的一切其他技藝得以可能的第一原理,當美學以政治為立足點,通過制度之美和人性之美去反思“存在的完美性”,美學就成為政治美學。馬克思提出,政治的核心問題是“普遍的人的解放”,其時代標志是無產階級的解放,馬克思以這個問題重新回到了政治的哲學性本質和知識性界面。[16]可見,政治既是馬克思主義社會結構理論的核心,也是其意識形態的生產武器,它在終極意義層面構成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一個最具現實性的知識的界面。

  一方面,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批評及其“知識譜系”的生成,始終把資本主義的異化現實當做批判和超越的對象,從對這一現實的批判性考察中尋求對人性與政治的根本性理解,把“在自由的聯合體中每個人的全面發展”,不僅作為改變世界的現實活動的目標,也作為制度與人性的更高的存在與真理;另一方面,馬克思所確立的政治批評的存在論基礎和意識形態的生產功能,在馬克思主義的“知識譜系”中進一步得到繼承和延伸。如果說,“政治批評”的理論實踐,在馬克思本人那里所顯現的是唯物史觀和哲學人類學的價值指向,在伊格爾頓那里是現代人文思想坐標和存在論維度,在詹姆遜那里是后現代視野及解構精神,其內涵依然帶有馬克思上層建筑與意識形態理論的制約的話,而在拉墨“后馬克思主義”知識譜系中,其“政治批評”的含義則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拉墨的“文化政治”是建立在20世紀60年代后西方形形色色的“新社會運動”廣泛興起的基礎上,諸如民權運動、黑人運動、學生運動、反核運動、同性戀運動、生態運動、女性運動、消費運動、宗教運動、種族一民族主義運動,等等,新社會運動現身于西方社會的政治舞臺,構成當代西方政治史上的一大轉折。與旨在改變階級剝削關系,擺脫專制權力,實現自由、平等、正義等普世價值的“解放政治”不同,它隸屬于后現代政治,把早先對公共領域和統治制度的強調,轉換為對文化、個人身份和日常生活的強調。如伊格爾頓所強調的,從而使政治斗爭推進到文化、日常生活乃至個體的精神層面,“文化理論的作用就是提醒傳統的左派應重視曾經蔑視的東西:藝術、愉悅、性別、權力、性欲、語言、欲望、靈性、軀體、生態系統、無意識、種族、生活方式、霸權等,無論任何估量,這些都是人類生存的很大的一部分”[10]25,30。

  結合20世紀70年代以來人類復雜的生存狀態看,后馬克思主義“文化政治批評”的形成有其深刻的社會背景,隨著全球化的加劇和消費社會的到來,人類的生存面臨新的困境與挑戰,尤其是在經濟增長與人的身份認同方面,諸多問題無一例外地轉化為一個空前突出的文化問題。當文化不再是階級、政權、國家及革命這些大寫的敘事,而意味著日常生活、身體、電影、形象、時尚、美感方式、促銷、廣告和通訊傳媒等現象時,文化便顯而易見地成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中突出的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歷史上曾注重普世價值、道德情操及和諧、完美的精英主義的文化觀念,被新左派的文化馬克思主義顛覆了,代之而起的是“文化是普通的”“文化是整體的生活方式”這樣全新的文化觀。文化政治學的興起,使得文學日益成為社會、歷史、政治和文化沖突的場域,文學研究幾近成為政治學和社會學的一個分支,文學理論也成為一個充滿意識形態和權力—知識共生的領域。[17]

  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批評”對現代中國文論的話語建構所產生的影響是毋庸置疑的。中國化的“政治批評”作為20世紀文論史上值得探究的一份珍貴遺產,它的產生、發展雖然充滿了爭議性與挑戰,也不同程度地體現出特定歷史語境下的誤讀和實踐中的局限性。但總體來看,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批評”是構成現代中國文論話語體系的主導性要素,它深刻影響了20世紀新文化運動時期現代審美啟蒙理論的產生、延安文藝思想的形成以及新時期馬克思主義文論中國化的內在轉化和訴求。但是,最具標志性并且產生了深刻歷史影響效果的依然是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核心的中國現代“政治美學”理論的形成和發展。

  毛澤東是中國文論“政治批評”理論的重要奠基人和倡導者。1940年在發表《新民主主義論》確立文藝的觀念形態性質時,給“政治”以明確的中介位置及核心地位:“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經濟;而經濟是基礎,政治則是經濟的集中的表現,這是我們對于文化和政治、經濟的關系及政治和經濟的關系的基本觀點”[18]9。依據這一思想,毛澤東分析了當時中國社會的文化、政治現狀及發展趨勢,強調新民主主義的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就是中華民族的新文化”。[18]221942年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依照中國革命的總體需要毛澤東則把政治轉換為“革命”甚至“階級”:“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革命的文藝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反映的產物”;“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屬于一定的階級,屬于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并行或相互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18]63正像列寧所講的:“對于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寫作事業不能是個人或集團的賺錢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與無產階級總的事業無關的個人事業?!盵19]把文藝作為無產階級總的事業的一部分,以文藝為武器服務于人民解放事業的需要,這就是現代中國文藝政治性之所在,也是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后,鄧小平提出過對文藝政治性的理解:“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不是發號施令,不是要求文學藝術從屬臨時的、具體的、直接的政治任務,而是根據文學藝術的特征和發展規律,幫助文藝工作者獲得條件來不斷繁榮文學藝術事業,提高文學藝術水平,創作出無愧于我們偉大人民、偉大時代的優秀的文學藝術作品和表演藝術成果”。[20]213

  20世紀中國文論對文藝政治屬性的理解,雖然客觀上經歷了一個結合中國特定歷史語境不斷選擇和認同的漫長過程,但不容置疑的是,這一過程為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中國化形態,即“政治美學”理論的發展和完善奠定了重要基礎,也使我們獲得了對“政治批評”內涵的科學認識。所謂文學理論中的“政治批評”,其實是一種立足于人的全面發展和現實解放的政治性美學,它堅持文藝的政治性和意識形態性,強調文藝作為文化發展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有機構成部分,倡導和關注社會結構、制度與治理形式中的審美理想、觀念等要素的積極介入,以從最直接和最現實的方面達到完善和促進人的解放的目的。藝術世界中的審美想象具有文化的替代性的滿足和烏托邦效果,而政治美學所關注的則是現實世界中人的徹底解放。所以,重構文藝的政治批評維度,弘揚文藝理論的政治批評與政治建設功能,也是一項遠未完成的現代審美啟蒙工程。

  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體現,習近平文藝思想的形成既是其治國理政方略的有機組成部分,也是馬克思主義文藝觀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的最新成果,是中華民族走向全面復興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它所包含的“人類公共政治”或“共同政治”的豐富內涵耐人尋味,也值得當代理論界深入探索和總結。一方面,習近平是從“人類命運共同體”和“事關國運興衰”及“民族精神獨立”的高度科學地看待文藝的功能與作用,把“牢牢掌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作為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根本價值指向,賦予馬克思主義“政治批評”以新的時代內涵和理論活力;另一方面,他也是從秉持人民立場和堅定文化自信的高度,倡導和運用文藝的政治批評功能。習近平強調“要繁榮文藝創作,堅持思想精深、藝術精湛、制作精良相統一”,“倡導講品位、講責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要把提高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內涵、藝術價值作為追求”,“要堅決反對是非不分、善惡不辨、美丑不分”等諸多思想的提出振聾發聵,體現了強大的精神力量,深刻觸及后現代和消費社會語境下“政治批評”功能的有效發揮,以及在“人類命運共同體”背景下如何建立文學理論“公共政治”話語的問題,有十分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與實踐價值。

作者簡介

姓名:李西建 譚詩民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張雨楠)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戶昵稱:  (您填寫的昵稱將出現在評論列表中)  匿名
 驗證碼 
所有評論僅代表網友意見
最新發表的評論0條,總共0 查看全部評論

回到頻道首頁
QQ圖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內文頁廣告3(手機版).jpg
中國社會科學院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簡介|關于我們|法律顧問|廣告服務|網站聲明|聯系我們
欢乐斗地主免费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