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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何以須要一個國族?
2020年02月10日 11:11 來源:《思想戰線》2020年第1期 作者:周平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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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作者簡介:周平,云南大學特聘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國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員(云南昆明,650091)。

  摘要:作為現代民族的中華民族,在中華現代國家構建的進程中一步步地凝聚成型,并在新中國成立時實現了與國家的結合,從而完成了自身的構建并成為中國的國族。中華民族既有在特定的歷史文化環境中形成的特殊性,但更蘊涵著人口國民化、國民整體化等國族的一般機制,體現出國族的一般性特征。中華民族所蘊涵的人口國民化、國民整體化等一系列機制的構建和成熟,對古老中國向現代文明轉型所必須的現代國家制度、社會結構等的建立,提供了基礎性的支撐,發揮了根本性的影響。中華民族成為了中華現代國家的基石。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成為國家發展目標的今天,中華民族的地位和狀況與國家發展的相關性又得到前所未有的凸顯,并關乎國家發展目標的實現。作為國族的中華民族,對于近代以來中國的不可或缺性,是中國歷史發展必然性的表現。

  關鍵詞:國族;民族國家;國族機制;人口國民化;國民整體化

  一、問題的提出

  在“民族”概念既用來指稱民族國家(nation-state)中的民族(nation),又用來指稱民族國家內眾多族類群體的情況下,國族的所指是與國家結合在一起并具有國家形式的民族,也就是民族國家(nation-state)中那個與國家結合在一起的國民共同體,即nation。中國的國族就是中華民族。民族國家作為國家形態演變過程中的一種形態,與民族主義“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意識形態訴求具有根本的區別,盡管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礎上形成的。就其形式而言,民族國家是民族與國家相結合的一種國家形態,但在這樣的表象背后,它通過一整套制度化的機制來保障民族與國家的結合,維護和保障民族對國家主權的占有和行使,本質上是一套保障民族與國家結合的制度機制。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一套完整的國家制度機制,就是中華民族與國家制度結合的形態,是典型的民族國家,即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作為國族的中華民族支撐著共和國的大廈,構成了共和國大廈的基石。今天,作為國族的中華民族,又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承載者和實現主體,也是這個偉大夢想的最終歸宿,赫然聳立于中國歷史舞臺的中央。然而,中華民族在認知和觀念層面卻明顯存在問題。在中華民族與少數民族都稱之為“民族”的特殊語境中,作為國族的中華民族往往以一般意義上的民族概念去闡釋,中華民族的國族性質被抽離并蒸發了。以中華民族的構建性質來抹殺它的實體性質,以及以其構建性來否定其存在的實然性的聲音不時出現。因此,中華民族作為國族的性質、地位和意義并未得到全面的論述和科學的認識,中華民族并未得到準確的認知和論述。這樣的問題的出現,既非偶然也并非中國獨有,這與“民族”概念的拓展性使用之間存在著直接的關系。從人類知識和概念發展史的角度來看,“民族”概念的形成和運用,是與民族國家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原本意義上的“民族”概念,指的就是“nation-state”中的“nation”?!懊褡濉备拍钚纬梢院蟮南喈旈L時間內,一直是描述和分析與國家結合在一起的穩定的人類群體的唯一概念。但是,首先出現于西歐的民族國家的一整套制度機制,對相關國家的國家制度、社會組織的建立發揮了基礎性支撐的同時,又為這些國家的迅速發展奠定了社會基礎,從而使民族國家產生了示范效應。于是,民族國家這一具有特定內涵的制度框架逐漸被其他眾多的國家所采納或效仿,進而在全球范圍內形成了數量眾多的民族國家。而歐洲以外的國家在建立民族國家制度框架和相應的體制機制日益普遍的條件下,尤其民族國家世界體系逐步形成以后,非西方國家內的各種異質性的歷史文化群體便凸顯了出來并受到關注?!懊褡濉备拍钜脖挥脕碇阜Q這些族類群體。這樣一來,“民族”概念使用上的混亂也就隨之出現了。這樣的問題也出現于中國并表現得十分突出。中國的“民族”概念來源于日本,為梁啟超所引入。不過,“民族”概念引入時的中國,在漢滿蒙回藏等眾多族類群體日趨活躍的同時,由眾多族類群體融合而成的更大的民族實體也呼之欲出。于是,梁啟超創造了“中華民族”概念,在以其來指稱漢族遇到問題后,又通過對“小民族主義”和“大民族主義”的劃分而作出了中華民族是國內諸族“組成的一大民族”的論斷,用“國內諸族”和“中華民族”概念來分別指稱多樣性的族類群體和這些族類群體結合而成的更大整體。誠然,這樣一種合國內諸族為一體的中華民族,同歐美國家的國族一樣,是與民族國家結合在一起的國族?!皬睦碚撋险f,梁啟超形成‘大民族’觀念,是基于對西方有關‘民族國家’思想認識選擇的結果?!薄懊褡濉备拍钜胫袊笮纬傻摹爸腥A民族”以及由“國內諸族”演化出來的“少數民族”概念,都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內涵。因此,它們在提供認識工具的同時也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動員作用,導致了中華民族的構建和少數民族的構建,從而形成了中國近代以來社會變遷中獨特的二重性的民族構建。隨著新中國的成立,中華現代國家即民族國家的構建基本完成,古老的中國轉型成為新興的民族國家。中華民族具有國家形式,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國族。毛澤東莊嚴地宣告:中華民族站起來了。隨后,少數民族的構建也逐漸完成,中國歷史上眾多的族類群體最終成為56個民族。于是,中國就有了兩種不同意義的民族。中華民族的結構性特征也隨之固定。新中國成立后中華民族融入了現代國家結構,成為既定的存在,并為人們習以為常。但新中國成立后,少數民族的問題隨之突出并成焦點,政策層面和學術研究層面在相當長的時間內對此給予了高度關注,并不斷掀起高潮。如此一種特定的政策關注、學術關注都長期聚焦于組成中華民族的各個民族的背景下,“民族研究限于少數民族”,“民族地區”也專門指少數民族聚居區,通常所說的民族指的也是少數民族。在這樣的社會環境、學術環境和話語環境中,“民族”概念就逐漸地演變成為一個專指少數民族的概念了,中華民族也被置于這樣的環境中界定和論述。于是,中華民族之民族與少數民族之民族的差異性被模糊了,它與現代國家結合并支撐整個國家制度體系的本質也就淡出了人們的認識和觀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成為國家發展目標的另一種表達和論述方式后,尤其是黨的十九大圍繞中華民族來確定國家發展目標、論述黨的歷史使命,不僅凸顯了中華民族的國族性質,而且使中華民族認知方面長期存在的問題凸顯了出來。在此情況下,恢復中華民族的國族性質,把中華民族的構建與發展同中國現代國家、現代社會的構建以及未來的國家發展結合起來,全面認識中華民族與國家發展的相關性,就成為了學術研究和學者必須面對的重大現實問題和重大理論問題。

  二、國族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民族

  國族或國族意義上的民族,首先出現于西歐。這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西歐特定社會歷史條件的產物。西羅馬帝國滅亡后,歐洲的歷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傲_馬與野蠻世界(日耳曼人、凱爾特人、斯拉夫人)的相遇是西歐社會發生深刻變革的開端,這開啟了中世紀時代?!庇谑?,“在西歐的廣闊空間中形成了以封建割據為基礎的統一的基督教世界?!环矫媸橇至挚偪偟姆饨ò顕?,另一方面又是凌駕于這些邦國之上的一統權威—教皇,羅馬教皇成為整個西歐社會的無上權威。教皇把這些大小邦國聯結而成為一統的基督教世界”?!耙粋€天主教大世界,沒有‘國家’,只有‘領地’,這就是中世紀的狀況?!痹谶@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王權、教權、貴族、民眾成為了持續而穩定的社會政治力量。在這四種力量數個世紀的互動中,君權逐漸地獲得了主導地位或絕對地位。在當時那種“普遍的混亂狀態中,王權是進步的因素……在混亂中代表著秩序,代表著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而與分裂成叛亂的各附庸國的狀態對抗。在封建主義表層下形成的一切革命因素都依賴王權,正像王權依賴他們”。于是,部落的國家演變成為了君主的國家,即王朝國家。在王朝國家鞏固并逐漸演變成為吉登斯所說的絕對主義國家的背景下,君主的權力也逐漸增強并走向絕對。在此過程中,民眾對教權、貴族等依附關系日漸式微,與君主的關系則日漸鞏固和明晰。他們效忠君主并得到君主的庇護,從而進一步地變成為與君主相對的臣民個體。君主代表著王朝國家,臣民與君主的關系本質是民眾個體與國家的關系。此種變化過程中所實現的社會人口的“去地域性”和“去依附性”,突出了個體在國家中的權利和義務關系,從而逐漸地確立了社會人口的國民身份。同時,這樣的變化也將基督教民眾對上帝的皈依轉向了世俗的對國王的臣服。與此同時,王朝國家在通過日漸強化的君權而對社會人口的依附關系進行解構的同時,也將逐漸個體化的臣民在王朝的框架內整合起來?!皣醯纳裨挿鬯榱祟I土割據,建立了適應經濟需要的遼闊共同體,所有居民都被忠他的思想聯結在了一起?!庇谑?,臣民便在王朝國家的框架內形成一個“聚民為族”的過程,分散的國民最終凝聚成一個國民整體,即民族,王朝國家將國民個體整合為民族整體的同時,國家權,向君主集中的進程還在推進?!皩V凭龣嗟谋举|是把國家視為王室的私產,民族服從于王室利益?!本鳈嗔Φ牟粩嗉訌?,一方面將國家“王有”的性質推向了極端,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國民權利意識和民族意識的增強,從而致使矛盾朝著不可調和的方向演變。最終,這樣的矛盾在資產階級革命中徹底爆發,并得到了徹底的解決:國家的主權由“王有”轉向了“民有”,“君主之國”轉化成為了“民族之國”,促成了民族國家的建立。在國家主權體制已經形成以及君主主權得到確認的條件下,民族國家構建的實質,就是國家的主權由君主個人轉向了民族,從而使民族成為了主權的承載者。民族擁有了主權,也就實現了民族與國家的結合?;蛘哒f,民族與國家結合的實質,就是民族擁有了國家的主權。正如安東尼?吉登斯特別強調的那樣,民族國家是絕對主義國家的“繼承者”,是由絕對主義國家轉換過來的。從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來看,民族國家本質是民族擁有主權的國家。民族擁有主權,實現與國家的結合并具有國家的形式,也就成為了國族。這樣的國族從形式來看,表現為一個國家的國民組成的人群共同體,即國民共同體。但透過這樣的表象,國族卻蘊涵著一系列的機制。一方面,國族在形成的過程中,對曾經的人口形式進行了分解,使處于復雜關系中的人口成為了簡單的國民個體。在民族國家構建起來以后,國族便將這樣的人口國民化機制蘊涵于自身,成為一種內在的機制。另一方面,國族又將原子化的國民個體整合為一個整體,并通過民族國家的制度框架將其固定,并維持這個國民共同體的穩定和鞏固。因此,國族至少蘊涵著人口國民化機制和國民整體化機制。這兩種機制都具有對社會人口進行組織的意義。從這個意義上說,國族是在國家框架內形成并蘊涵著一系列社會政治機制的社會人口組織形式,也是國家框架內最基本的人口組織形式。這一系列的社會機制又在民族國家的發展和完善過程中得到進一步地鞏固、豐富和完善,并實現了制度化。國族這種制度化的人口組織形式及其蘊涵的機制,對于現代國家制度和現代社會的形成和運行都發揮著基礎性的影響。首先,它通過人口國民化機制徹底解構了傳統的多樣化的人口存在方式,將其從各種地域性、依附性關系的束縛下解放了出來,轉變成為原子化、同質化的個體,進而賦予其權利,促使其變成為權利、地位平等并能自主支配自己行為的個體,成為有效的社會行動者。這也就將傳統的具有復雜結構的社會變成一個均質化社會,從而為企業等現代社會組織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其次,它以國民個人權利和逐步實現的權利平等機制,為現代國家制度的建立提供支撐?,F代國家本質上是一系列的制度機制的整體。而這樣的制度機制,尤其是西方國家的民主制度,都是建立在一元性的國民個體權利基礎之上的。這樣一套在國民個體權利基礎上的制度機制,又為社會確立了基本的政治秩序。再次,它通過國民整體化機制綜合國民認同,再經由民族與國家的結合而將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有機地結合起來,構建起現代國家通過國民認同而為國家提供道義基礎和道義說服力的國家倫理,進而為國家內非暴力統治和國家回應民眾訴求機制的形成提供了基礎。同時,也為國家力量的凝聚以及國家在激烈的國際競爭中的競爭力的形成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上述因素結合來,就促成并支撐了西方社會現代秩序的建立。國族的形成、完善及其功能的發揮,既為西方現代文明的形成提供了基礎,也為現代西方文明的強盛提供了保障。沒有國族的形成和支撐,就不會有西方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當然也就不會有現代文明的形成。從這個意義上說,國族尤其是國族內涵的社會政治機制,也是理解西方文明的一條線索,或者說是西方現代文明的密碼。

  三、中華現代國家構建須以國族為基礎

  中國自秦統一并建立中央集權的國家政權開始,就具備了王朝國家的基本特征。在這樣一種大一統的王朝國家中,皇帝握有高度集中的國家權力,整個國家在王權的全面控制之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國家疆域內不同地方,不過是王朝統治下的不同行政區域。君主權力根本上的倚仗就是暴力。暴力控制和臣服成為基本的國家倫理,以及社會政治秩序構建和維持的主要方式。在這樣的國家體制下,雖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策略考量,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統治方略,卻并沒有形成民族這種社會政治意義上的人口組織形式,國族更是無從談起。社會人口主要通過家庭、家族和部落等方式來組織,社會又通過王朝而實現統治和治理。因此,多樣化的人口存在方式,以及異質化的地方政權等,只要最終隸屬或臣服于中央王朝,就能形成并維持基本的社會政治秩序。這樣的體制和政治框架并不排斥甚至不理會地方政權、社會組織和人口形態是否具有異質性。但是,古老中國延續數千年的歷史發展進程在鴉片戰爭后中斷了。面對著建立民族國家后又通過工業革命而建立現代文明的西方列強,建立在傳統農業文明之上的王朝國家無法與之抗衡,逐漸淪為了前者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國人在救國救民道路的探索中,最終選擇了通過對傳統社會和制度的改造而實現由傳統文明向現代文明轉型的發展道路?!拔鞣皆谥T多領域向中國社會提供了社會進步的坐標”,為了構建現代文明所必須的現代國家、現代社會制度,國族的構建就成為橫亙在歷史進程中無法回避的根本問題。中國要想建立現代國家、現代社會,就必須建立自己的國族。日本明治維新后成功地由傳統文明轉向現代文明,并實現了所謂的“脫亞入歐”,走的也是這樣一條道路。日本在明治維新中開啟現代國家和現代社會的構建時,面臨的最大問題是長期處于幕藩體制下的日本列島上的人口,被固定和束縛于某一等級和區域之內,既無個體意識、也無權利意識更無國家意識,成為了現代文明形成的根本障礙。為了突破這樣一種嚴重的歷史桎梏,日本開啟了以“創造日本國民”為主要內容的國族構建運動并取得成績,掃除了現代文明形成的障礙?!叭毡驹诮鷩肄D型潮流中,最早也最有效率的鑄就了近代國民,這是其國家建設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彪S著日本國民塑造的成功,一個現代日本民族出現了,促成了日本由一個傳統國家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轉型。日本的成功,為中國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啟示和示范。在民族國家尤其是日本民族國家構建的影響下,中國在19世紀末自覺不自覺地選擇了國族機制,并開啟了國族機制構建的歷史進程。首先,中國從外部尤其是日本引入了國民觀念后,國民觀念不僅在社會上迅速傳播,而且產生了深刻的社會影響。于是,在同盟會基礎上成立的第一個政黨以“國民”來命名,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被稱為“國民革命”,國民黨組織的第一個政府被稱為“國民政府”,等等。這一系列以“國民”命名的組織和運動驟然出現的背后,是一場涉及面十分廣泛的國民改造運動的悄然興起。隨后,辛亥革命在開啟了民族國家構建的同時,又把王朝解體后從專制制度束縛下解放出來的居民加以國民化的改造和引導,將其一步步引向同質化并且不依附于強權的國民。這樣一個不斷推進的社會變革,一步步地將處于家庭、家族、部落等地域性社會組織中的人口解放出來,實現了去地域性和去依附性,促使他們逐步地變成為國家的一份子,即國民,從而為現代社會其他組織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其次,“中華民族”概念提出和傳播以后,國人的民族意識被一步步喚醒。辛亥革命以后,中華民國的國號、初具民族國家性質的國家政權、“五族共和”的觀念等,對國民整體觀念的形成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在此背景下,政黨、政府和社會組織也積極推動逐漸具有國民身份的社會人口朝著一體化的方向凝聚,從而便促成了一個作為國民整體的國族的構建進程。中華民族的構建與現代國家即民族國家的構建又是結合在一起推進的。對于中國而言,民族國家并不是自身歷史發展和國家形態演進的結果,而是在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選擇和構建的結果。中國的民族國家構建,表現為一個依照現代民族國家制度體系框架,建立具有現代國家特點和國家倫理本質的制度體系的過程。而這樣的民族國家制度體系,是建立在一個由全體國民組成的民族來承載國家主權基礎之上的,須要一個與國家結合在一起的民族共同體來支撐。為了實現這樣的目標,古老的中國在辛亥革命開啟民族國家構建以后,一步步地將通過國民化改造而形成的民眾凝聚成為了以“中華民族”為族稱的民族共同體,以此來配合民族國家的構建并提供必要的支撐。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而完成中國的民族國家構建之時,中華民族擁有了國家主權,具有了國家的形式,成為了國族。在中華民族構建的同時,中國歷史上的族類群體也朝著民族的方向演變,并一步步被構建成為56個民族。在這樣的社會歷史條件下,近代以來形成的國民分屬于不同的民族,具有強烈的族屬身份。這樣一來,中華民族又是由56個民族構成的整體。這一方面凸顯了中華民族內部的結構性特征,另一方面也凸顯了作為國族的中華民族與歷史上眾多族類群體之間的歷史連續性。中華民族作為一個民族實體,不論是構建過程還是現實的存在,都具有突出的特殊性。這是中國特殊的歷史條件與現代國家體制相結合的產物。但是,在中華現代國家構建完成以后,在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建立起來以后,這樣的特殊性又是在現代國家的大框架內存在和發揮影響的,因此,它們的存在并未弱化更沒有抹殺中華民族的國族性質,也不與中華民族內涵的國族機制相沖突。中華民族所包含的人口國民化、國民整體化機制仍然明顯而突出。正是作為國族的中華民族及其蘊涵的社會政治機制,為中華現代國家、現代社會的構建奠定了基礎,并促成了新型國家倫理和一系列社會政治秩序的形成。首先,新的人民共和國就是以“中華民族”來命名的(結合國歌來看,國名中的“中華”的就是中華民族),突出了中華民族的主權者身份;其次,國家的“人民民主”性質是建立在人口的國民身份和國民權利基礎上的;再次,社會主義的公有制和企業等各種社會制度和組織皆以國民權利和行為自主性為基礎;最后,國家認同經由中華民族認同實現,國族機制鞏固了國家的道義基礎??偠灾?,中華民族包涵的國族機制,為王朝國家終結以后的現代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的建立提供了基礎性的支撐,并導致新的社會政治秩序和現代國家倫理的構建。從這個意義上說,中華民族與中華現代國家制度、社會制度和社會政治秩序的構建之間是一種硬相關關系。作為國族的中華民族,是現代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的基礎。離開其蘊涵的國族機制的支撐,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新生的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族之間的內在聯系隨著新中國的成立而確立以后,國家面臨著如何將各個少數民族及其聚居邊疆地區的地方政權納入到新的國家政權中的問題,即國家整合問題。為了應對這樣一個對國家整體具有根本影響的重大問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及一系列政策的制訂和實施成為了民族話語的主要內容。中華民族本身反而在逐漸淡化、虛化和空洞化的過程中被淡忘和解構。但是,當這樣的問題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其對國家的統一和穩定、國家倫理和國家秩序的影響也日漸突出,并引起了有識之士的憂思。在這樣的背景下,具有遠見卓識和強烈社會責任感的費孝通先生,提出了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觀點,在充分肯定國內各個民族的實體性的基礎上,提出并強調了中華民族的實體性存在。在當時那樣的民族認知、民族理論和民族話語環境中,這樣一個以強調中華民族為核心的觀點的提出,引起了巨大的社會反響和國家決策層的高度重視,從而將中華民族再次拉回到輿論的中心,突顯于當代中國歷史舞臺之上,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費孝通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的提出,不僅體現出對中華民族弱化、虛化嚴重后果的警覺和擔憂,也折射出國族機制弱化后國家與社會基本秩序中可能會出現嚴重問題的巨大風險。但是,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后續討論中,尤其是從不同角度來對“多元一體”的詮釋中,一些論者糾纏于“多元”與“一體”優先順序以及虛實的爭論,也有一些論者通過“多元”是實“一體”為虛的論證而得出了否定中華民族的結論,從而將中華民族的認知和討論推向了窘境。在此背景下,政治學的研究在此領域出現了。政治學視角的研究,把國族與民族國家結合起來,基于中國現代國家構建的歷史進程,從國族的角度來論述中華民族,提出了中華民族是中華現代國家基石的觀點,將中華民族置于現代國家的框架中認知,為中華民族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拓寬了中華民族認知的視野,也促成了新的理論平臺的形成。中華民族認知問題上出現的反復,尤其是中華民族認知從強化到淡化,然后再從淡化到強化的轉變,既意味著中華民族的認識由自在到自覺轉變,也體現出中華民族問題上客觀現實對思想觀念和認識的校正。這也從另外一個側面表明,作為國族的中華民族之于中華現代國家的不可或缺性質。

  四、國家崛起的實現須有國族的支持

  中國的經濟總量在2010年達到世界的第二位,是中國國家發展歷史上具有決定意義和深遠影響的重大歷史事件。這對于中國國力的增強、國際地位和國際影響力的提升及國家自信心的增強,都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而且,這些也都被充分注意并得到全面的展示和論證。但是,這樣的變化還只是數量上的和形式上的。在這些形式變化的表象背后,還有更加深刻的內涵,即國家經濟總量達到全球第二位本身,是中國改革開放推動下的現代化建設在質和量兩個方面達到相當程度的結果和表征,其所蘊涵的社會結構、經濟結構方面的變化,是更加本質并具有決定意義的,為中國更進一步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因此,中國的經濟總量穩居世界第二位這一里程碑式的變化達成以后,不可避免地將中國將來如何進一步發展的問題凸顯了出來,成為國家發展的前進道路上必須回答的重大問題。這是一個關乎國家發展性質的判斷和國家發展目標定位的根本性問題。在很長的時間內,我們一直把國家發展的較為長遠的目標表述為現代化的強國。這樣的強國目標反映了人民的普遍性追求,是國家發展目標的一般性的表述,也是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發展追求的目標。中國在經濟總量居于世界第二位而將強國的特點逐漸凸顯的情況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樣一個浸透著文化和道義內涵的表述,把中華民族作為強國建設的主體和最終歸宿,從而使強國目標的內涵得到了進一步豐富和完善。這樣一來,中華民族便被納入到國家治理和發展的總體格局中考慮,并被凸顯于當代中國歷史舞臺的中央。在這樣的情景中,國家決策層關于中華民族的論述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首先,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并沒有像過去那樣圍繞少數民族權益的維護來論述民族工作,而是強調了中華民族的整體性以及各個民族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的地位,對中華民族的性質和特點進行了完整表述,并以此來論述民族關系和民族工作,從而為民族關系的調整確定了明確的指導思想??倳涥P于中華民族的一系列論述,呈現了一個完整的中華民族思想,也是一個重大的政策宣示。其次,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關鍵時期召開的黨的十九大,不僅把“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列入會議主題,而且把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為新時代的基本特征,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與新時代、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任務已經緊密地結合了起來。這樣一來,論述黨和國家重大問題的政黨、國家、人民的三維結構增加了民族的維度,從而成為了政黨、國家、人民、民族的四維結構。再次,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被確定為國家發展目標以后,黨的歷史使命和近代以來的國家發展歷史的論述也圍繞中華民族來展開。中華民族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成為了描述和分析黨和國家發展階段、目標和任務的基本話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成為國家發展目標的特定表述以后,中華民族是一個由56個民族組成的大家庭的性質一再被強調,凸顯了中華民族與自古以來形成的民族群體之間的歷史的連續性,突出了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內涵、但是,今天對中華民族的界定和各種論述歸結起來看,突出的根本內容或核心要求,仍然是將全體中國人在國家的框架內凝聚成一個整體,強調的本質內容仍然是國民的整體化?!拌T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要求和部署,進一步凸顯了這樣的國民整體性要求。從這個意義上看,今天一再強調的中華民族,本質是與國家結合在一起的民族實體,即國族,從而將國族機制與國家發展目標的本質聯系進一步凸顯了出來。站在新的歷史方位上,尤其是人類再次走到新的十字路口的當下,我們深化中華民族的認知,還必須關注一個越來越明顯的事實,即19世紀末中國在多次嘗試后,最終選擇了通過現代國家制度、社會制度的構建而實現由傳統文明向現代文明的轉型的發展路徑,這樣的轉型在經歷了長期的歷史過程后在今天已經基本實現了。今天的中國在整體上已經是一個現代文明國家了。因此,作為國族的中華民族也面臨著新的形勢和新的挑戰。20世紀初開啟的中華民族的構建,不論是人口國民化機制還是國民整體化機制,都是在傳統文明的基礎上形成的??墒?,今天的中國已經實現了由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的轉型,并正在經歷著新的一輪工業革命,因此,曾經在刻畫或塑造國內民族群體及族際關系中發揮根本作用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等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今天的中華民族已經處于一個與以往完全不同的社會歷史環境或文明環境中,作為國族的中華民族形成和運行的環境條件已經發生根本性變化,因此,國族的維持和鞏固面臨著新的環境和問題。尤其是面臨著利用新的技術環境塑造各種新的族群意識和訴求,以及由此形成的各種觀念對國民整體化的挑戰。如何協調中華民族內部的族際關系,進一步鞏固人口國民化的成果,促進國民整體化水平的提升,塑造一個更具凝聚力和韌性以及內在機制更加強大的中華民族,是一個需要進行深入研究并找到有效應對方式的重大的歷史性課題。國族與民族國家一樣,最早形成于西方。但是,隨著全球化的持續推進,西方國家在人口流動日?;?、規?;统掷m化的背景下出現了“多族化”問題。而“多族化”反過來又對西方國家的國族產生侵蝕及解構性影響,從而導致了相關國家的國族機制被逐漸消解,進而對西方引以為傲的民族國家體制造成了實質性和嚴重的影響,逐步演化出一系列困擾西方國家社會政治穩定的新矛盾,甚至使民族國家面臨著解體的威脅,國家發展的進程更是受到了嚴重的困擾。塞繆爾?亨廷頓的最后著作《我們是誰一美國國家特性面臨的挑戰》,就對此進行了專門的分析和論述。西方國家國族問題上出現的困擾,給快速發展并實現了由傳統文明向現代文明轉型的中國發出了一個警示:建設一個強大的國族,使國族內涵的各種社會政治機制有效發揮作用,對于國家的鞏固、穩定和發展仍具有基礎性的意義。中國要在站起來、富起來的基礎上實現強起來的目標,國族及其蘊涵的國民化、國民整體化機制仍然具有根本的意義。同時,中華民族完成了強起來的目標后,要在那時的世界歷史舞臺上發揮更大作用,尤其是在世界文明的發展中扮演領跑者的角色,中華民族及其內涵的一系列機制仍然是基礎性的社會政治資源。西方國家在國族問題上遇到的麻煩也給了我們一個啟發:國族的維持和建設的機制需要創新。最早構建國族的西方國家,大都以維護國民個體權利的機制來維持國民的整體性。但是,這樣的機制發揮作用有一個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國民具有并維持著高度的同質性。然而,隨著人口流動性的增強,國民同質性的削弱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尤其是大量移民人口的進入而導致的國民同質化程度的下降以后,這樣的權利機制在促進國民整體性方面的功能被大大削弱,國民整體性受到威脅就難以避免,并因此而引出一系列的社會問題。這樣的矛盾表明,傳統的以國民個體權利來支持國民整體性的機制已經遇到挑戰。中國國族的維持和建設當然需要國民個體權利機制的支持,但更應該發揮中華傳統文化的滋養功能。在五千多年歷史進程中形成的中華文化,不僅對眾多民族群體的形成及其朝著一個整體的方向融合提供了條件,也是今天促進中華民族的鞏固和凝聚,以及涵養其內在社會政治機制的重要資源。作為國族的中華民族由56個民族組成,國民分屬于不同民族群體,中華民族的組成單位的剛性化和自我意識的增強,就會導致作為整體的中華民族內部張力的增加。因此,發揮歷史悠久的中華文化的作用,既要立足增強各個民族群體之間的團結,又要努力塑造全體國民的共同體意識,并使這兩者相輔相成。只有這樣,才能對國族進行有效的維護并促進國族機制的進一步完善,從而為國家發展目標的實現提供有效的支撐。

  五、基本的結論

  綜上所述,作為國族的中華民族對中華現代國家和社會以及國家未來的發展,形成了一種硬性制約,提供著基礎性的支撐,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加強中華民族的塑造,也成為了國家發展必須認真應對的重大問題。具體來說,可總結出以下幾點認識:第一,中華民族是中國歷史上眾多族類群體在長期發展過程中凝聚的產物,更是在中國近代以來民族國家構建過程中形成的現代民族。中華民族的族稱、中華民族凝聚為一體以及中華民族與國家的結合,都是在中華現代國家構建的過程中形成的。中華民族成為現代民族的同時,也成為了真正意義上的國族,因而同其他國家的國族一樣蘊涵著人口國民化、國民整體化等一系列的機制。中華民族的國族性質,尤其是內涵的一系列社會政治機制,是中國特有民族話語中一般意義上的“民族”概念所不能解釋的。以中國語境中一般意義或通俗意義的民族觀念來看待中華民族,其國族的性質、地位和意義也無法得到有效的揭示,其內涵的機制更是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和有意識地加以運用。今天,中華民族在國家的治理和發展中又承載了更加重大的使命。在這樣的條件下,充分挖掘中華民族蘊涵的社會政治機制并探討加以充分運用的方式,是一個必須重視的重大現實課題。第二,國族對中國近代以來的現代國家、現代社會的建設和發展提供了基礎性支撐。王朝國家時代的中國,不具備國族形成的條件也沒有這樣的需要,也未建立國族和國族機制。但是,當中國選擇了現代國家制度和現代社會,并以此來實現由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轉型的目標后,國族機制就不再是可有可無,而是不可或缺。正是國族及其內在機制逐步地構建并逐漸成熟,現代制度和現代社會才得以建立并有效運行。從這個意義來看,對中華民族的否定,也是對中華現代國家、現代社會的否定。在中華民族已經成為國家發展的實現力量和最終歸宿的情況下,對中華民族的否定還意味著對國家發展目標的否定。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表明,國族對中國現代國家構建和國家發展目標形成硬性關聯。這一點需要在全面闡釋的基礎上得到更加準確、全面而廣泛的認識。第三,在中華民族內涵的一系列機制支撐著現代國家制度和社會制度的基礎上,尤其是中華民族被確定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國家發展目標的推動者、承擔者和最終歸宿的情況下,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核心的中華民族建設具有根本性意義,關乎國家的未來發展。不論是加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和一體化,還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既要基于中華民族由56個民族構成的國族結構性特征,從加強各個民族團結的角度來謀劃和推進,更要從國族的國民共同體的角度,從鞏固國民意識和國民團結的角度來推進。此外,較之于西方的國族通過權利機制將原子化的國民凝聚為國族整體的單純機制而言,中國為56個民族共同分享的悠久的文化,既可用來加強民族團結,也可用之于增強國民的凝聚,因而是國族建設一筆獨特而寶貴的資源。充分發揮其熔鑄中華民族共同體和共同體意識的功能,也是中華民族研究中必須面對的重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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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周平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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