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政治學
比較政治理論建構的一般途徑
2020年02月10日 11:11 來源:《比較政治學研究》第1輯 作者:邢瑞磊 字號

內容摘要:

關鍵詞:

作者簡介:

  【摘 要】30多年的改革開放,為中國學者進行比較政治學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個案和制度變遷軌跡,正是建構中國本土政治理論的絕好時機。然而,受研究方法相對薄弱這一現狀的限制,中國比較政治學者少有重大的理論突破。這一困境的突破需要我們一方面加強方法論的訓練,另一方面學習和借鑒國外的相關成果。本文嘗試以利普哈特的“共識民主”理論為例,旨在對比較研究和類型學方法理論研究過程中的作用進行分析,希望以此對中國本土政治理論研究有所啟發。

  【關鍵詞】比較政治方法;類型學;共識民主

  作者:邢瑞磊,博士,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院講師

  作為政治學學科中一門重要的分支學科,比較政治學正日益引起人們的關注,吸引了越來越多學者研究的興趣與精力。這種狀況的出現,一方面是比較政治學本身所具有的跨越學科界限的溝通與對話能力,以及聯結經驗研究與理論探討的創新能力①;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比較政治學的研究主題與界限相當模糊,幾乎涵括政治學所有的理論與方法,且涉及更為廣泛范圍的政治活動①。比較政治學本身固有的這些特點推動了該學科的快速發展,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在美國行為主義革命的影響下,比較政治學遇到了發展的黃金期,幾乎壟斷了西方學術界的政治學研究。然而或因缺少明確的研究主題以及協調一致的理論和概念,或因比較政治學體現出的美國本土意識②,比較政治學在發展的同時也一直飽受爭議,甚至就連其學科地位也受到過質疑。阿爾蒙德坦言:“當代比較政治學與其說是一門學科倒不如說其是一種運動”③。當然,樂觀的學者則認為這一切都是由于比較政治學發展太快,相應的研究方法與議題暫時滯后導致的,而學界的困惑與迷茫正是比較政治學再度復興的沃土和基石。④

  相比歐美學界比較政治學的跌宕起伏,中國的比較政治學界則沉寂得多,基本上停留在接受海外信息、轉譯西方著作的階段,少見中國式的創新性著作出版。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缺少一套中國本土的研究范式、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是中國政治學界在國際學界集體失語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30年的改革開放為比較政治學在中國的本土化建構提供了大量豐富多彩的個案和生動的制度變遷軌跡,使本土化研究有了更為明確的對象。⑤在這樣的歷史機遇面前,如何建構中國本土的比較政治學理論就顯得極為迫切。

  對此,筆者認為相比宏觀理論和研究范式的重構,在中層理論和研究方法層面上的探索更為符合當前中國政治學界的現實。正如約瑟夫·拉帕隆巴拉(Joseph La Palombara)所主張的,比較分析的最佳策略便是發展中層理論,這種理論是構建更具通則性理論的基礎。①羅伊·馬奎迪斯(Roy Macridis)也認為區域性的中層理論建構更有優勢:“相對于追求宏觀理論,區域性研究為這個領域帶來了新的活力,且最終可能為某些統一模型及優先性的發展鋪路?!雹谝虼?,筆者不揣新學后進,并不打算從事宏觀的綜述式全景考察,而是嘗試以利普哈特的“共識民主”理論為例,旨在分析類型學方法在中層理論建構過程中的作用,并就中國本土比較政治學理論發展談一些初步的看法。

  一 比較政治研究的一般路徑與類型學分析

  對人類而言,相互比較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舉動。從古至今,世世代代的人們皆試圖了解并解釋他們所觀察到其自身與他人之間的異同。作為研究人類社會聯系和活動的社會科學而言,比較研究很自然地成為了學者們選擇的方法之一。事實上,比較方法在科學研究中具有普遍性與統攝性特征。一方面,比較方法具有普遍性,自覺不自覺地會用到,是一種理性方法的基礎。另一方面,它具有統攝性,在某種意義上彌散性地滲透在各個具體的操作方法中,具有包囊性和滲透性。然而,如何使比較的過程更具科學性呢?或者說國家間的比較如何協助我們了解更為廣闊的政治世界呢?對這類重要問題的回應,就需要從事比較政治研究者們以一種更為科學的方法進行研究設計。

  一般而言,比較政治研究的一般途徑主要有四個步驟組成③,首先,背景知識的系統描述(contextual description),比較政治首要目標即是描述特定國家或一組國家的政治現象與事件,經過詳盡的描述,學者們對所研究國家有進一步的認識,或強化研究者本身對所屬政治系統的了解,或兩者兼備。以此讓研究者得以窺見其研究對象的輪廓與面貌,并盡量避免種族中心主義的影響。①雖然這類研究通常被看做是“舊”比較政治學研究的代表,與力圖超越僅限描述的“新”比較政治研究相左。然而,所有系統性分析皆始于精確的描述,背景描述是研究過程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應當置于其他三個步驟之前。事實上,對“新”比較政治而言,純粹描述性研究主要當做原始資料使用,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一步驟可以省略。

  其次,分類(classification)在尋求有意義的簡化過程中,比較研究通常會建立許多具有概念性的不同分類,以將為數眾多的國家、政治系統、事件等變量,歸類為各種可資區別并具有共同特征的類別,以降低經驗世界的復雜程度,進而為研究者提供有效的咨詢平臺(data containers)。分類可以是簡單的二分法,如權威主義與民主政治之間的區分,也可以是更為復雜且代表不同政權與政府體制的類型(typology)。分類與描述都是系統性比較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事實上,它代表著更高層次的比較分析,因為分類能將許多可描述的獨立分析單元,歸納成較為簡化的類別,從而降低經驗世界的復雜程度,并能從中發掘可用的理論性概念,構成理論框架的第一步。

  再次,假設驗證(hypothesis-testing)。當研究問題經過描述和分類后,研究者便能夠進一步尋找解釋這些業已描述和分類過之現象的因素。特別是在20世紀50年代起,政治科學家和比較政治學家已開始嘗試采用比較分析的方法來界定重要的變量,確立存在于變量之間的相互關系,并列舉經過比較的關系,嘗試建構與發展概括性的和更為完善的理論。勞倫斯·邁耶(Lawrence Mayer)對比較分析的作用作出過精辟的概括:“比較分析獨具的潛力,在于逐步累積并增加若干系統層次的因素,并將之納入現有的解釋性理論,從而促使該理論漸趨完善?!雹?/p>

  最后,比較政治研究的最終目的也是最困難的一步是促使假設的驗證產生邏輯性的延伸,也就是說用初步比較所得出的概括性通則為基礎,進而在更大范圍內進行驗證,并對其他地區和國家作出預測,或判斷未來的政治結構。

  通過對比較政治研究一般途徑的分析,我們會發現在這四個步驟或階段中,分類明顯地處于相當緊要和關鍵的地位:向上是對背景知識描述的一種系統化總結,向下是原初理論和假設產生的基礎,甚至分類時標準的設定會決定最終的研究結果。分類在比較政治研究這一承上啟下的關鍵地位,決定了研究者在進行理論建構時必須對分類進行謹慎的操作,否則稍有不慎就會導致前期努力付諸東流。因而,對分類進行系統科學的研究是極為必要的,這樣才能將誤差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圍,利于后繼工作的展開。

  分類或者說類型學方法在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應用由來已久,對類型學方法進行專門討論的著作相當豐富,并且在不同的學科里,發展出了多種型態的類型學方法。目前,在社會科學中應用最為普遍和最為有效的是一種以明晰地既有理論為基礎而進行的多維概念分類,我們可以將之稱為解釋性類型學(Explanatory Typologies)。解釋性類型學是相對描述性類型學而言的,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兩者是完全對立的二元關系,解釋性類型學同樣具有描述的成分涵括在理論構成部分,或更為精確地說,描述奠定了概念屬性類型界定的基礎(參見表1)。

  根據上面簡要的陳述,類型學在政治學的語境中可以界定為,通常是指藉由兩個或多個變量間的互動,以創造和描述不同的政治系統群組,并依循那些因互動而產生政治系統的新變量和新分類,或演繹推理,或歸納總結的一種研究方法。①類型學方法是將比較研究分析對象的相關描述予以簡化,精確的分類必須能定義完整的類別,并將所有經驗性證據納入其中。建立類型的各種類別可先詳細觀察經驗證據,再經由歸納而獲得;同樣,分類也可以通過演繹的過程而產生“理念型”(ideal type)②,并依此“理念型”對照經驗世界,這兩種不同的分類邏輯在政治學的研究工作中都極為普遍。

  亞里士多德就曾對古希臘城邦政體進行過眾所周知的比較研究和類型學分析。當時,亞里士多德在對收集的城邦國家個案資料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三個準則或變量,即最高統治者的數量、統治方式和階級結構①,在對城邦國家進行類型劃分時,則選擇了兩種歸類的標準:一方面,區分哪些是“良善”、哪些是“腐敗”的政權;另一方面,則以掌握決策權的統治人數多寡作為區分不同政權的依據,綜合兩種標準得出了六種政權類型,并由此對城邦國家進行分析,得出了純粹的民主制和純粹的寡頭制屬于最不穩定的政體,而最為穩定的政體則是混合政體這一政治學的著名論斷。顯然,亞里士多德的類型學分析是一種演繹的邏輯,是在政體類型確定后再將之套入實際存在的城邦國家中加以分析②,其方法至今仍有重要的意義。

  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研究就借用了亞里士多德的類型學邏輯,作為古典的社會學家,韋伯也是現代比較政治研究的先驅人物之一。韋伯試圖從比較的角度,去探討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與該民族的社會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關系,并在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即“理解”和“理念型”的類型學研究方法,是韋伯社會學理論中最重要的方法論概念之一。③在韋伯的研究中,“理念型”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歷史學的理念型”;二是“社會學的理念型”,前者體現在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由于這種“理念型”是在特殊的時空條件下形成的,亦即是在一定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的,因此又被稱為“形成過程中的理念類型”④?!吧鐣W的理念型”則是韋伯就權威的基礎問題提出的具有開創性意義的分析,韋伯區分了政治權力具有合法性的三種方式:第一種方式涉及傳統的神圣性;傳統型的權威立基于對假定永存之物的虔誠,傳統型的統治者無須證明其權威正當性。第二種方式是超凡魅力型,在這種類型中,對領袖的服從是由于他們能夠激勵鼓舞那些追隨者,而這些追隨者又相信他們的領袖即英雄,會擁有特殊的,甚至超凡脫俗的品質。韋伯提出的第三種權威式法理型,在這種權威類型中,服從出自于原則而非個人,政府立基于制度規則而非對個人的忠誠,由此更為合理。韋伯認為,這三種“理念類型”雖在具體的歷史進程中很少單獨見到,但作為一種抽象原則或典型卻又是在任何時空條件下都可能存在的,所以又稱為“純粹的理念類型”。

  需要指明的是,亞里士多德和韋伯采用的類型學方法都是建立在規范性的基礎上的,現代政治學者進行政體分類時雖仍然依循著亞里士多德的分類方法,卻更多采用經驗性觀察與歸納推論的研究邏輯。薩米·芬納(Sammy Finer)在其著作《政府的歷史》一書中,曾嘗試建立在對歷史上所有的政府形式系統考證或觀察的基礎上,界定了四種純粹的政權類型和邏輯上的若干混合型。薩米·芬納宣稱自公元前3200年以來,所有政府的形式皆可納入下列四種基本類型:宮廷政體、教會政體、貴族政體和論壇政體四種,各個政體的區別在于統治者的性質,并相應衍生出六種混合類型(參見圖1)。

  薩米·芬納認為許多政權起初是純粹型政體,而后在不同的時間點上變成混合型政體。在所有類型中,純粹的宮廷政體及其衍生的政體形式是史上最為常見的類型。盡管足以代表論壇政體的若干已世俗化的現代民主政體,在當前較為流行,但相對而言,仍是為數較少且興起于當代的政權類型。

  亞里士多德和薩米·芬納采用的類型學方法雖建立在不同的邏輯基礎上,但兩位學者都試圖由此確認每個類型各自具有的主要相同特征,達到了描述和簡化復雜現實世界的目的。因此,可以說類型學方法與比較研究方法都是政治學研究中傳統而頗具實效的方法之一,并在現代政治學研究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二、類型學方法的典范:利普哈特“共識民主”理論

  長期以來,民主問題都是比較政治學研究的重要題域,也是比較政治學理論創新的主要試驗場。然而,民主研究的內涵相當復雜和深奧,或側重于規范研究,或側重于經驗研究,或規范與經驗并重,構成了一副相當繁雜的知識體系圖譜。如何進行民主研究與創新一直是眾學者苦苦思索和不懈努力的方向。在眾多問題中,民主概念的界定是引起爭論的根源,也是比較研究中的根本性問題,即概念測量時所面臨的普適性問題。從已有的民主理論看,以英美為經驗基礎的多數民主理論長期占據著該題域的主流地位,事實上,現代比較政治理論幾乎都是由單一國家(主要是美國)的經驗發展起來的,而這樣發展起來的理論,因其不時體現出的美國中心意識而受到廣泛批評。其實,從這個意義上講,比較政治理論可以藉由謹慎地檢驗單一地區或國家而發展①,但確立和測量其適用范圍才是決定該理論能否經得起考驗和批判的關鍵步驟。

  雖然美國式的民主理論在現代政治學體系中長期占據主導地位,但這并不影響學者們致力于發展區域性的比較政治和民主理論的嘗試。其中,類型學方法和比較方法在建立民主理論的過程中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1992年,菲利普·施密特與T.卡爾(Philippe Schmitter and T. Karl)就曾試圖發展一個適用于某范圍內(主要是拉美)各國的民主概念,他們把民主看做成一組放射狀(radical)的類別①,也就是說,他們所討論的每一種民主類型都具有民主的某些基本特性,但同時也具有獨特性。在集中考察東南歐和中南美國家的基礎上,施密特和卡爾選擇國家與社會的相對力量、選舉和利益集團參與程度的相對重要性為變量,發展了統合式、民粹式、協合式和選舉式的民主類型,希望以此能將該地區多樣化的政治系統置于更廣泛的民主范疇中,從而發展出了一種具有相當解釋力的民主理論。然而,菲利普·施密特與T.卡爾的民主分類主要受阿倫·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的影響,而利普哈特的“共識民主”理論更為系統和成功,影響也最大,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相當嚴密的民主理論體系。盡管利普哈特的民主理論也受到了尖銳的批評,但不可否認的是,時至今日,利普哈特的“共識民主”理論已經突破了區域性的限制,成為了民主理論中重要的一員。

  在筆者看來,“共識民主”理論為中國本土比較政治學發展的最大貢獻不在于其理論框架和具體內容如何,利普哈特所采用之構建理論的比較方法和類型學方法才是我們學習和借鑒的主要方面。為了論述的方便,下面將采用類似學術史考察的方法②,對利普哈特“共識民主”理論建構的類型學方法和其不斷完善成熟的過程進行系統的回顧與評析。

 ?。ㄒ唬﹤€案研究基礎上的初始理論模型與類型學方法

  利普哈特的民主理論體系宣稱世上只有兩種類型的民主,分別是威斯敏斯特型民主和共識型民主,這兩種民主結構包含了所有類型的民主制度在內;兩大理念型民主的劃分方式,顯然與韋伯的方法類似。事實上,大多數的國家都是較為接近這兩種理想型中的一種,而理想的純粹類型在現實世界中并不存在。利普哈特的民主理論是一個將單一個案研究,發展具有相當適應性理論的典型例子,因為利普哈特確實成功地將他在研究荷蘭時的發現,延伸為對世界上所有民主政體的分析研究。

  利普哈特早期主要研究對象是荷蘭的個案,他試圖解釋盡管存在著深刻的宗教分歧,荷蘭還是能保有長期的政治穩定記錄的原因。利普哈特之所以關注政治穩定這個議題是與當時學術界的研究興趣密不可分的。在20世紀50—60年代,已有學者就政治穩定與民主存續間關系和所需條件進行過爭論,這個議題也引起了學界的廣泛興趣①,進而引發了三個相關議題的討論。首先,為何一些先進的工業國家盡管恪守各種民主制度,還仍無法避免明顯的政治不穩定現象出現?例如,德國魏瑪共和國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的意大利等。其次,20世紀為何一些先進國家會放棄民主體制,而向威權政體轉型?例如意大利、德國、西班牙和葡萄牙,為何法西斯主義能夠影響這些國家?最后,為何在某些特定國家中會產生政治不穩定,并導致內戰或無政府狀態的出現?例如,北愛爾蘭、西班牙和之后的黎巴嫩等。所以,政治穩定的概念在當時的比較政治議題中相當流行。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利普哈特開展了關于政治穩定和民主問題的研究。

  1968年,利普哈特所著的《協調的政治:荷蘭的多元主義與民主》②這本書,開啟了利普哈特對民主穩定條件和民主理論的研究,該書主張世界上存在著另一種不同于典型英美式民主的制度安排,此類體制稱為“協和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①,強調通過精英之間的協調,協和式民主可以和英美式民主一樣保持政治上的穩定。在對荷蘭進行個案研究的過程中,利普哈特注意到在荷蘭這個宗教嚴重分離的國家中,不但沒有明顯的沖突而又確實存在相互合作,政府運行還極有效率。對此,利普哈特從所謂的“分歧框架”(Cleavage Framework)出發,此研究路徑將政治視為社會結構的反映,高度的社會斷裂狀態會引發政治的不穩定性,甚至出現周期性的政府危機甚至政治暴力發生。在荷蘭個案中,利普哈特認為荷蘭具有三個“支柱”,即天主教、卡爾文教和世俗主義者,他們有效地將各團體原始成員間的互動進行了極小化控制,幾乎所有荷蘭的社會經濟生活都是由這些“支柱”來組織。這樣雖然縮小了團體成員間的沖突,但卻阻絕了政治系統進行有效管理的可能性,這便需要團體間的合作。利普哈特發現,合作的確出現在荷蘭政治的精英階層之間,因此領導者才得以運作政治和經濟系統。這種政治上的協合體系得以運作的原因在于,水平與垂直信任的存在,也就是說,在每個“支柱”中,大眾與精英之間存在著垂直信任,從而使精英在彼此協商時有充分的自由度;在精英階層中,精英間也存在充分的信任,使他們能夠達成具有約束力的協定,雖然這樣會造成精英間秘密和封閉的協商形式,但卻被視為維持荷蘭民主其他維度的必要條件。對于在荷蘭的發現,利普哈特認為“荷蘭的政治是協調的政治,也就是該國之所以成功的秘密。協調意味著當單一社會只存在最小幅度的一致性時,針對各種分歧性議題與沖突所采用的解決辦法”②。

  隨后,為詳細闡述和介紹在荷蘭個案中的重要發現和其所用的方法論,利普哈特同年又發表了《類型學與民主系統》一文。文中,利普哈特在綜述當時國際學術界流行的比較政治學方法時發現,類型學方法在近代比較政治學研究中的應用相當廣泛,與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研究方法的傳統依然契合。然而,奇怪的是類型學方法在當時廣為關注的民主問題上的應用卻較為少見。更確切地說,當時民主問題研究僅進行過大致的分類,相關次類型的分析等細致的工作卻無人嘗試,由此利普哈特萌發了以類型學方法對民主系統進行精細考察的想法①,并試圖以此方法發展更具普遍意義的民主理論。從方法論意義上講,利普哈特認為,在類型學分析過程中,政治系統須用兩個或多個變量來做分類,接著再根據從這兩個變量所獲得的分數,置于不同的類別,或者說是由兩個或更多的變量互動后而產生的分類系統。從這個意義上講,類型學是將個案進行分類研究從而達成原初理論(prototheory)的方法。

  在利普哈特發展的民主系統分類中,他使用的兩個變量為精英政治文化與大眾政治文化的本質區別,在每個個案中,文化可能是異質或同質的。利普哈特根據精英與大眾政治文化的這兩個二分變量的互動發展了四種政治系統類型,如圖2所示:利普哈特認為此四種類型為民主系統的基本形式,可進一步解釋與預測系統中的行為。

  在利普哈特的類型學中,此原初理論主張系統中政治本質是由兩個文化層次之間的互動,而非單獨由任一層次所構成。舉例而言,在瑞典的個案中,雖然其政治具有個殊性和國家特殊性,但以類型學的邏輯看,瑞典也可被理解為向心式政治的個案。就此而論,其政治便相當類似于其他類型的國家,如挪威和丹麥,并可視為同質性團體。①因此,這便是將比較政治由專有名詞研究,推向以變量與國家分類為基礎而完善理論的第一步。②從這個意義上講,《類型學與民主系統》是利普哈特就其民主理論研究方法論的系統說明,并深刻影響著其后繼的研究,甚至引導了當時政治學研究方法的潮流。

  在《協調的政治:荷蘭的多元主義與民主》和《類型學與民主系統》中,利普哈特不僅搭建了協和民主理論的初步框架,注意到了英美式民主理論的固有缺陷。更為重要的是,利普哈特在以荷蘭為單個個案的深入研究中,在類型學方法的佐助下發展出了“協和民主”的概念,印證了比較政治理論可藉由單一國家個案而發展的可行性,顯示了其深厚的方法論功底和敏銳的觀察力。

 ?。ǘ┘僭O驗證與多個案的實證研究

  從比較政治研究的一般途徑來看,利普哈特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背景描述(荷蘭個案)和分類(類型學分析)兩個步驟,完善的理論構建仍需要假設驗證和最終達至預測目的兩個步驟的實現。在這種方法論邏輯的指導下,利普哈特隨后進入了假設驗證的階段。

  1977年,利普哈特在其《多元分歧社會中的民主》一書中將他的理論作出了更清晰的討論③,其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對“深度分歧社會”和“協和式機制”等一組比較性的概念更為精細的闡釋。多元分歧社會的概念是對利普哈特提出的“分歧性是社會沖突的主因”這一理論假設的詮釋①,即如果在族群、宗教或階級分歧性上一個社會出現了大幅度的斷裂狀態,那么以多數原則為基礎的民主制度將無法運作。利普哈特認為“協和式民主可藉由四種特征來界定,其中最首要的成分,是在多元分歧的社會中,所有重要團體的政治領袖所組成的聯合內閣”②,協和機制的另外三種類型則分別是相互否決權、符合比例性和自治權,并隨后在一些他認為具有協和式慣例的特殊國家進行了實證考察。

  從方法論意義上講,利普哈特在1968年和1977年的工作主要是對自身理論所做的表述,關注于在這些所謂的特殊國家或單個案研究。利普哈特在其1984年的著作《民主政體:21個國家的多數民主與共識民主類型》一書中③,開始將其想法中的主要部分,集合成一套采用比較方法和類型學分析的完整體系,其中包括了所有的民主國家,將民主制度區分為兩種類型:共識型民主與威斯敏斯特型民主,以最廣泛的方式囊括了所有可能的民主國家。書中,利普哈特發展了九種特征以配合相關性探討和比較研究,分別對威斯敏斯特民主與共識民主進行了類型界定,并在更大范圍內進行實證研究,對其理論假設進行驗證。

  1999年,利普哈特推出了迄今為止闡述其民主理論最為系統和全面的一本書《民主的模式:36個國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績效》④,在書中,利普哈特系統考察了1945—1996年期間36個國家民主制度的運行,以此為基礎劃分了民主的兩種模式類型,即多數民主和共識民主。隨后,利普哈特以類型學方法,將36個國家置于一幅二維的民主概念圖中,區別了民主的兩個維度,即橫向的行政—政黨緯度和縱向的中央—地方關系緯度。根據這兩個維度的標準,將多數民主和共識民主看做為二元對立的關系,并為二者設定了不同的制度指標(見表2)。

  從橫向的行政—政黨維度來看,多數民主模式政府體制表現為一黨組閣,在議會—政府關系上表現強行政色彩,在政黨制度上一般實行兩黨制,在選舉制度上更多地采用多數選舉制,利益集團制度則奉行多元主義;共識民主模式在政府體制上表現為多黨聯合政府,在議會—政府關系上表現一種平衡關系,在政黨制度上一般實行多黨制,在選舉制度上更多地采用比例代表制,利益集團制度主要奉行合作主義。

  在縱向的中央—地方關系緯度上,多數民主模式主要是在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之中,一般采用一院制議會結構,奉行議會主權思想,以及柔性憲法(不成文憲法)和非獨立的中央銀行;共識民主模式主要是在聯邦制的國家結構形式之中,立法權由兩院共享,采用剛性憲法,有法定的司法審查,獨立的中央銀行。通過對不同國家民主程度的量化考察,利普哈特認為“共識民主”的國家表現出以下特征:多黨聯合組閣、行政權力與立法權力互相制衡、比例代表制、地方分權的聯邦制、立法權由兩院共享、法定的司法審查、獨立的中央銀行等,并最終得出“共識民主國家的績效比多數民主國家更為突出,無論在哪個階段、對哪些國家、采用哪種測量手段得到的結果都是如此”①的論斷。至此,利普哈特完整地實現了由單一個案描述開始,通過類型學分析,再進行假設檢測,最后發展出具有一定解釋力的比較政治理論的過程(其過程和邏輯見圖3)。

  “共識民主”理論自雛形顯現到最終成熟,國際學界對其關注就不曾停止,支持贊揚者有之,也不乏激烈批評者,特別是利普哈特將多數民主和共識民主模式二元對立的做法,更是使“共識民主”理論成為眾矢之的。當然,社會科學研究的性質決定了政治學很難發展出一種涵括所有的“完美理論”,從這個意義上講,利普哈特最大的貢獻在于向所有志在政治學研究的學者提供了一種發展理論的途徑和方法,這才是我們需要學習和借鑒的關鍵所在。

  小結

  利普哈特“共識民主”理論自初步理論框架提出至最終成熟,跨度長達30年之久,實現了由單一個案發展的、適用范圍較為狹窄的民主類型,到成為多個案范圍更廣的系統性、綜合性民主理論,甚至有學者認為利普哈特民主理論體系是介于宏觀理論和中層理論之間的一種重大理論突破。①更為重要的是,利普哈特向我們完整演示了如何使用類型學方法進行理論建構的一般途徑。這對在方法論上仍然遵循著哲學思辨、經典解釋、規范性定性研究、制度和機構描述與歷史探索的方法②,而經驗研究特別是定量方法應用嚴重缺乏③的中國政治學者提供了構建中國本土政治理論的有益途徑。

  參考文獻:

 ?。?]張小勁、景躍進:《比較政治學導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2版。

 ?。?]〔英〕羅德·黑格馬丁·哈羅普:《比較政府與政治導論》,張小勁、丁韶彬、李姿姿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意〕加埃塔諾·莫斯卡:《政治科學要義》,任軍峰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美〕羅納德·H.奇爾科特:《比較政治學理論———新范式的探索》,高铦、潘世強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

 ?。?]〔美〕尼考勞斯·扎哈里亞迪斯主編:《比較政治學:理論、案例與方法》,寧騷、歐陽景根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美〕馬克·利希巴赫、阿蘭·朱克曼編:《比較政治:理性、文化和結構》,儲建國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美〕加布里埃爾·A.阿爾蒙德、小G.賓厄姆·鮑威爾譯:《比較政治學——體系、過程和政策》,曹沛霖、鄭世平、公婷、陳峰譯,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

 ?。?]〔美〕邁克爾·羅斯金、羅伯特·科德、詹姆斯·梅代羅斯、沃爾特·瓊斯:《政治科學(第6版)》,林震譯,華夏出版社2001年版。

 ?。?]楊光斌:《制度的形式與國家的興衰——比較政治發展的理論與經驗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0]任劍濤主編:《政治學:基本理論與中國視角》,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1]〔美〕勞倫斯·邁耶:《比較政治學——變化世界中的國家和理論(第2版)》,羅飛、張麗梅、胡永浩、馮濤譯,華夏出版社2001年版。

 ?。?2]〔美〕戴維·伊斯頓:《政治生活的系統分析》,王浦劬譯,華夏出版社1999年版。

 ?。?3]〔英〕大衛·馬什、格里·斯托克編:《政治科學的理論與方法》,景躍進、張小勁、歐陽景根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4]〔英〕安德魯·海伍德:《政治學核心概念》,吳勇譯,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5]Arend Lijphart,The Politics of Accommodation: Pluralism and Democracy in the Nethe rlands,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

 ?。?6]Arend Lijphart,“Consociational Democracy”,World Politics,Vol. 21,No. 2, Jan. 1969,pp. 207 -225.

 ?。?7]Arend Lijphart, “Typologies of Democracy System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 1,No. 1,1968,p. 3.

 ?。?8]Arend Lijphart,Democracy in Plural Societies: A Comparative Exploration, New Haven,C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

 ?。?9]Arend Lijphart,Democracy in Plural Societies: A Comparative Exploration, New Haven,C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7.

 ?。?0]Arend Lijphart,Democracies: Patterns of Majoritarian and Consensus Government in Twenty-one Countries,New Haven,C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84.

 ?。?1]Arend Lijphart,Patterns of Democracy: Government Forms and Performance inThirtysix Countries,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9.

 ?。?2]Alexander L.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Cambridge,Mass: MIT Press,2005.

 ?。?3]Gabriel Almond,“Comparative Politics”,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New York: Free Press,1966.

 ?。?4]Gary King,Robert O. Keohane and Sidney Verba,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Princeton,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5]John Gerring,“What Makes a Concept Good? A Criterial Framework for Understanding Concept Formation in the Social Sciences”,Polity,31 ( 3) ,1999,pp. 357 -393.

 ?。?6]John Gerring,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A Criterial Framework,Cambridge,Ma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7]Paul F Lazarsfeld and Allen H. Barton,“Qualitative Measure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 Classification,Typologies,and Indices”,in The Policy Sciences,edited by Daniel Lerner and Harold D. Lasswell,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p. 155 -192.

作者簡介

姓名:邢瑞磊 工作單位:華東政法大學政治學研究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戶昵稱:  (您填寫的昵稱將出現在評論列表中)  匿名
 驗證碼 
所有評論僅代表網友意見
最新發表的評論0條,總共0 查看全部評論

回到頻道首頁
QQ圖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內文頁廣告3(手機版).jpg
中國社會科學院概況|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簡介|關于我們|法律顧問|廣告服務|網站聲明|聯系我們
欢乐斗地主免费下载